三国时的丧葬风俗是如何从厚葬改为薄葬的，后来有什么演变？

丧葬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在陵墓的陪葬物品上很是花费财力。秦始皇修骊山陵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厚葬的风气也延续到汉代。不过在三国时期，帝王将相的陵墓反而出现大量的薄葬的现象，一扫之前的奢靡浮华。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件事。

三国时期的薄葬之风

三国时期的薄葬之风，主要集中于曹魏和蜀汉，当然在东吴中也有所表现。首先们我来看看帝王。曹操在去世前明确下达遗令，要求自己下葬后生者就除服，不必长期守丧；自己下葬时用平时的衣服，不用金银玉器做陪葬品；曹丕的葬礼按照《终制》，其中的内容也是薄葬；刘备去世时也下令三天就除服。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使用薄葬，所谓上行下效，这无疑能提现出当时社会确实流行薄葬的风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终制》：“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

除了帝王，再看看臣子。诸葛亮作为蜀汉唯一的丞相，蜀汉实际执政者，下葬的时候“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诸葛亮二伐的对手郝昭也要求薄葬，“敛以时服”；曹植作为曹魏宗室，“遗令薄葬”；徐宣（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光禄大夫）遗令“敛以时服”；韩暨（司徒）遗令“敛以时服，葬为土藏”；高堂隆（光禄勋）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相对于曹魏和蜀汉，薄葬的风气稍微弱一些，但也不是不存在。东吴的大老元臣张昭遗令薄葬，“幅巾素棺，敛以时服”；大将军、左都护诸葛瑾也遗令素棺、时服，“事从省约”；袭取荆州，立下大功的吕蒙“丧事务约”；大司马吕岱“殡以素棺”；尚书仆射是仪遗令素棺时服，丧礼从简。我们看这些人，中间有宗室、有重臣、有元勋、有名士，他们不是没有经济条件，但仍然下遗嘱薄葬。由此可见在三国时期由上到下的薄葬风气，即便是东吴这种多尚豪奢、经济发达、出产珍珠、玳瑁、宝石、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的政权，在社会上层仍然存在很多薄葬的例子。

形成这种薄葬风气的原因那么三国时期为什么会流行这种薄葬的风气呢？小编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受经济条件所限，形成节俭的风气

在东汉末年，各个军阀割据一方，进行了残酷的战争，最终吞并、结合为三个政权曹魏、蜀汉、东吴（还有一个打酱油的燕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经济萧条；其次在战争中，为了让士兵有力气训练、打仗、长途跋涉，又加大了粮食的耗费。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经济倒退，无论多么三国时期在历史上多么耀眼，这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后三个政权陆续建立，形势稳固下来，民生逐渐改善上来，但三个政权毕竟处于分裂对抗的局面，时有战争发生，由于其强大的统治力，战役的规模还要高于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的战役。

而且三个国家还有抽调出大量士兵屯集在边境地区，士兵增加意味着能够劳作的青壮年减少，装备的磨损和更换、粮食运输时的损失都是不小的费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太多的陪葬物品和太繁琐的丧葬礼仪成为一种负担，节俭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品德。

即便在形势相对稳定的时候，有一些统治者会重新变得奢靡起来，大兴土木建立宫室，或者好华服珍玩，但这种行为在当时绝对是不被认可的，是违背当时士人的道德标准和对统治者的要求的。何况墓葬是身后之事，与生前所用之物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所以在当时的人很愿意用降低墓葬标准的方式来体现节俭的品德。在曹魏更是在曹丕的支持下，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对节俭的推崇让曹魏、蜀汉以及在东吴的一些士人中形成了薄葬的风气。

《楚国先贤传》：“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

二、出于对盗墓行为的畏惧

古往今来，盗墓都是一件非法的行为。然而在乱世当中，政府的权威丧失，人们的行为失去约束，盗墓就成为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提倡薄葬的曹操就盗过墓，而且设立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让盗墓行为规模化、官方化，对汉代墓葬造成巨大的破坏；其实不仅仅是曹操，董卓、袁绍、孙权、孙休包括上面提到的郝昭都盗过墓,其中有的是单纯为了里面的财物，有的是取里面的材料，立庙、修缮城防、制造军械什么的。

在目睹了乱世中大规模的甚至是官方性质的盗墓行为之后，当时的人普遍地意识到陵墓修得气派、陪葬物品珍贵反而是被盗墓的祸源。

郝昭就明确地和儿子说，厚葬对死者没有任何益处；曹丕甚至提出“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那么如何保护自己的陵墓不被盗墓贼光顾呢？盗墓贼为财而来，薄葬是一个阻止他们的办法。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魏略》：“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水经注》引《世语》：“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广东新语・坟语・越佗墓》引《交广春秋》：“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引《抱朴子》：“吴景帝时，戍将於广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

三、乱世对旧礼法造成的冲击

汉朝自汉武帝之后将儒家经学定义为官学，将儒家的影响力推上一个顶峰。儒家非常重视孝道观念，它对厚葬久丧现象起到了支持和推动的作用。虽然有一些学者提出，传统儒家并不提倡过分的厚葬，但是儒家强调的孝道观点以及它支持的礼法确实为厚葬久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环境。而且传统礼法中确实有三年之丧，如果不下葬的话守丧者也不能除服，进行婚娶等活动。然而这种礼法在乱世中并不适宜，比如在“东兴之战”中，大批曹魏士兵葬身巢湖，无法安葬，这只能迫使曹魏将丧礼进行简化。

总而言之，在汉朝的时候还流行厚葬久丧，在三国时期却完成了向薄葬的扭转。这里面有经济需要、上层社会对盗墓现象的畏惧、现实条件所限不得不便宜从事，可能还有人们思想上的转变等种种原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才促成了这种薄葬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