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区新石器时代什么文化？

中原区新石器时代什么文化？

中原区新石器时代是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也被视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1921年4月18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还有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他想起了西方的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产生了两相比较的兴趣。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学家对多个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发掘，有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这些遗址大多在距今7000—5000年间，前后延续了约两千年，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内蒙古、甘肃、青海、河北、湖北甚至四川等临近中原的省区也有分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所长称仰韶文化为生命力最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从仰韶文化不同的遗址中，考古学家逐步了解到仰韶时期人们的生存环境、居住模式、村落形态、经济手段、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婚姻关系、丧葬习俗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叠加，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

仰韶文化的墓葬形制和埋葬特点，详细点

仰韶文化，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有人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发现和研究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同遗存。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该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由于这些遗存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曾被统称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国学者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自仰韶文化发现至40年代，学术界还初步探讨了该文化的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新的收获。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比较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华阴横阵，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并对其分区、类型、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的绝对年代，进行讨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还对其彩陶纹饰、制陶工艺、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作了专题研究。又通过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实物资料，综合探讨了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以期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其中主要对半坡类型的社会结构有了较多的认识。

社会性质的探讨 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大多数的意见是，早、中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晚期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也有少数人认为整个仰韶文化属于父系氏族社会。

论证仰韶文化为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聚落布局和埋葬习俗等。仰韶文化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原始的锄耕农业，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是其必要的补充，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农耕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还从事采集、制陶，并抚养子女，料理氏族内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务。担负着社会生活的主要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具有崇高的地位，世系以母系计算，人们生活在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氏族集体中，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

聚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关系。仰韶文化聚落以向心布局为典型形态。这种布局的特点是居住区为聚落的核心，住宅呈向心圆形整齐地排列。姜寨聚落有5个居住群落，每个居住群落在聚落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元，可能是一个氏族。如此，则姜寨聚落应是包括5个氏族的一个部落实体。这种向心布局，意味着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是牢固的，这也是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相一致的。

埋葬制度也部分地反映出氏族社会的概况。氏族成员集体埋葬在公共墓地，葬坑的排列组合与聚落布局一样，表现出每个氏族成员无论活着还是死后，都受氏族社会组织的约束。葬制中的二次多人合葬、女性厚葬、母子合葬等，都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母性权威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情况。同性合葬，可能说明当时有性别组织的存在。大小坑相套的葬制，可以解释为同一部落或同一氏族中，不同氏族或母系大家庭的关系。同一墓地内有分片的墓区，如元君庙墓地那样，可能是包括两个氏族墓地的部落墓地。儿童瓮棺不入公共墓地，表明成丁礼习俗和年龄组织的存在，还可能显示了母系氏族社会中母子间的亲密关系。

主张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者，认为当时已有发达的锄耕农业，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又提出墓葬中随葬品之有无和多寡，与私有制萌芽有关，这是父系氏族产生的标志。还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轮制陶器的产生和多间房子的出现，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征兆。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包括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对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较清楚，经过大地湾期、白家期和北首岭期3个发展阶段，一直可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衔接起来。从器物对比来看，“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特点，器类中的钵、碗、盂、罐、盘，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随时间的推移其特点越加相同。所饰刻划纹、绳纹和线纹，以及简单的彩纹，如宽带纹和在盆、钵内面着彩，都为仰韶文化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其他如“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实行头向西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儿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说明它与仰韶文化有渊源关系。有人认为，其演变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发展到晚期，即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前者在中原地区，发展成庙底沟二期文化，后者在渭水流域，发展为赵家来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然后再发展到陕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是大体并行发展的两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之处很多。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镂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刘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钵，无疑是从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敛口钵与仰韶文化相同，器盖上的把钮与半坡尖底瓶口形状一致，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也有与庙底沟类型特征相同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地区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带的仰韶文化诸遗存，含有不少细石器的文化因素。远处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纹饰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东北发展的地方支系。

总之，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