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民俗风尚是什么？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正是具有十分普遍意义的民俗的地域性。民俗志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其鲜明的地方性。地域民俗特点，是当地民俗运动过程轨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地域主要是个空间概念，但一个地域的民俗特点并非只存在和体现在空间层面。因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民俗，无不有其自身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时间的过程。也就是说，地域民俗的特点，在时间与空间上是纵横交错的，构成其基本特点的各种因素是立体存在、运动着的，而非单一平面的运动和存在。

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主要是了解它的文化，首要的则是了解其风俗。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民俗是最重要的入门证和钥匙。因为，历史常识告诉人们，民俗文化处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层面，包括地域民俗在内。若要在其间生活或工作，了解其风俗更是“入乡随俗”之首要了。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地方风俗志和风俗史类的著作的主要功能和价值。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就其性质而言，当属于地方史志类著作。

单就个中这本《民俗风尚》卷，则当属地方风俗志类性质的著作。那么，地方风俗志或风俗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基于当地乡土社会记忆的基本民众知识。

有人根据我国的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物产的各异，把全国的风俗文化大致划分为七个风俗文化圈。即：在地理上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风俗文化圈，特点是满汉民族风俗的大融合。包括内蒙古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边缘，辽西一角、宁夏北部及新疆在内的游牧风俗文化圈，特点是强悍勇武的民风。此外，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的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祥地，其特点是重乡土情谊，崇尚平淡，注重实际，但比较守成趋稳。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具有发展快速突兀起伏的特点，民风朴实而又喜欢温情、浪漫、灵活和玄想，尚鬼神。青海风俗文化圈特点是藏族风俗同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富于宗教色彩。云贵风俗文化圈，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风俗文化千姿百态。再即闽台风俗文化圈，这里一海之隔，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许多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为中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

按此划分的话，沈阳自在所谓的“东北风俗文化圈”之中。在撰写《沈阳市志・社会卷・风俗篇》时，我们曾在无题序言中谈到，“沈阳的民俗，是沈阳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个中，我们写道：

七千二百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和五千年前的新民县偏堡子文化遗址，均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沈阳地区居民的农耕、采集、捕鱼、狩猎等原始生产民俗，以及与当时生产水平相适应的居住、饮食、服饰、丧葬等民俗和图腾崇拜、信仰等民俗。于洪区郑家洼子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墓葬群表明，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沈阳居民的生产、生活和丧葬等民俗文化受到阶级分化的制约。其中大小墓藏中随葬物品精粗丰简不一，反映了墓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及习俗的差别。迨之辽金，尤其是清代、民国以后，沈阳地区民俗迁徙频繁，移民大量增加，近代工业的生产使沈阳成为辽沈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民俗的传承与变异，亦相应活跃，一如《奉天通志》所称，“近年风尚，日异月新”。城乡风俗发生明显改观，但未失传统风俗，仍然保持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兼容以及淳朴、豁达、粗犷的文化性格等基本特点。

综合沈阳民俗文化运动过程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基本轨迹加以考察，显示了与辽宁地域文化相一致的主要特点。之所以如此，则是从古至今沈阳在辽宁地区所处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这一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此亦正是前面说到的“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具体说，沈阳民俗文化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

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聚合在东北地方史上，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辽宁经济，由于各族统治者的割据战争而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于是，各族人民便通过频繁的迁徙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息环境。这样，也促使并增加了各族人民相互接触的机会。特别是历史上因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高句丽族创造的“高句丽文化”，扶余族创造的“扶余文化”，契丹族创造的“辽文化”，女真族创造的“金文化”，满族人创造的“满族文化”等，以及由于宗教传播的关系而形成的“东藏文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为中心城市的沈阳地区，影响着以满汉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的形成。

满族是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创造了“康乾盛世”的“马背上的民族”。辽宁这块热土，正是清王朝和满族文化的发祥地。17世纪的中国明代（1368―1644），以女真人为主体结合其他部落或民族形成的满族，是个历史可以上溯至三千多年前周代肃慎的东方古老民族。其直系先人，即明代女真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把这些分散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统一而成为共同体。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正式改“诸申”（女真） 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则简称为“满族”。满族贵族首领努尔哈赤从辽宁的赫图阿拉（今新宾县）兴起之后不断向西南扩张，先后把都城迁到辽阳和沈阳。清军入关后，仍尊奉沈阳为盛京，把辽宁地区划属盛京特别行政区管辖。

满族在全国各地的分布，以居住在辽沈地区为最多，其他的则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满族如此分布特点的形成，显然是同满族在清代曾经是统治民族有关。

沈阳是汉、满、朝鲜、回、锡伯、蒙古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各民族小聚集，大杂居，和睦相处，友好交往，共建家乡，形成了多民族习俗风尚相互影响兼容的乡土文化特色。清朝建立后，满族文化一度几乎占据主导地位，对沈阳地区汉、锡伯等族居民的习俗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大量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汉族居民亦兼容和接受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满汉文化融合比较突出，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汉族妇女有缠足陋习，满汉通婚后，由于满族妇女习惯于天足，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沈阳地区居民改变缠足风习。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旗袍”，不仅为沈阳汉族妇女所喜欢，而且风行于关内广大汉族地区，流行当代。具有满族风味的白肉血肠火锅，其辅料酸菜、粉条则采自汉族居民的食俗。以“满汉全席”为代表的辽宁菜系，尤其反映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风俗习惯的兼容。至于出自锡伯族的抓（H） 嘎拉哈、满族的“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乃是沈阳地区妇女、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

清末缪润绂《沈阳百咏》竹枝词中写道：“虚笼两鬓作头，洗手盆圆上绿油；愿得庄农丰稼穑，银钗多绾万年收。”说的是当时“龙兴之地”的盛京，满汉妇女皆流行一种名曰“万年收”的发式。在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之前，原本是个精于骑射以渔猎为生的“马背上的民族”。儿童在七岁左右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女子策马扬鞭不亚于男子。满族男女的发型服饰习俗的形成，均与便利渔猎生产相关。为便于骑射，男子都剃去额上头发，垂辫于脑后，穿着两侧开衩、腰中束带的马蹄袖袍褂。女子，则天足，着高底花鞋，头顶盘髻，佩戴耳环，穿着宽大的直筒旗袍。清朝进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交融一体，趋于一致。清代以来，各地妇女穿着旗袍成为一时的流行风尚，即直接与满族服饰的风行相关。满族信仰多神的萨满教，早期分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两种。清代历朝皇帝举行各种祭神祭天典礼，如宫廷萨满设“堂子”祭天，都用满语诵经跳神。旧时辽沈汉族地区民间迷信的“跳大神”，主要是受萨满教的影响。

清代以来，由于大量满族迁入中原地区和大量汉族移居山海关外，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密切，满族人民逐渐熟悉汉语文和汉族文化。满族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为弘扬祖国文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就在于她是一个既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清代以来，由于满汉长期杂居共处，尤其是满族积极学习汉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不仅沈阳，就连关内的满族也已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无差异。现在，除了黑龙江等某些比较偏远的满族聚居村屯还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保持着满族的一些固有习俗外，辽宁等其他各地的绝大多数满族居民大都已通用汉语汉字。不过，从包括沈阳方言在内的许多汉语词汇和汉族习俗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源自满语语汇和满族习俗的内容。

如同高句丽文化、扶余文化、辽金文化，都曾在历史上成为本地区的主导文化一样，有清以来，随着清政权的建立和统治力度的强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满族文化在推行自身文化影响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沈阳地区的这种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同时也是覆盖东北地区的文化结构的共同特点。

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本土化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结构形态，主要反映在多种经济文化的并存，本地乡土文化与内地文化（主要是中原文化） 的互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兼容。

在历史上，辽沈地区是汉族在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区。然而，后来的辽宁汉族人口，却主要是关内的移民。远在夏商时代开始，历代帝王就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派员设郡、迁徙移民来治理关东这块黑土地。早在西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汉族人口相率逃往辽东避难，与辽宁各族人民杂居。鲜卑族建立前燕之后，又索性把由内地逃来的十万户流民，安置在辽西屯种，客观上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开发和汉族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大规模地向沈阳等地的关外移民从汉代开始，但由于北宋之后本地少数民族的势力的发展，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口开始出现回迁或融入一些少数民族的趋向。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沈阳城一举成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一股强大的“闯关东”移民潮，源源不绝地涌向山海关外。

明代为了加强对辽东的统治和防御女真族及蒙古族的南侵，采取了修筑边墙和屯田措施。沿着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口修筑了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边墙，设有州卫以屯兵实边，致使移垦人日渐增多。

特别是辽南地区，山东移民经海上过旅顺登陆大量北上。这些移民屯边措施，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永乐十七年（1419年） 时，辽东二十五个卫屯田面积已达二点一万顷，随后又发展到三点一万顷。大兴移民屯田之举，丰富了辽东农产品生产，在农业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础上，也使得本地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一道，被称为三大冶铁中心而闻名全国。同时，东部山区的人参、貂皮和北部的马匹也开始与外地交流，繁荣了商品经济。

清代以来，不断涌来的闯关东者，大都并非前来朝圣这“龙兴之地”的故都、领略这塞外古城景致的，他们几乎都是为了生存而来谋求一块栖身之处。清末民初，在山东等地掀起了闯头东的狂潮。可以说，如今辽沈地区乃至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汉族居民，大多数属于当年闯关东者的后代。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申报》报道说，由于山东发生灾荒，“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人”。仅民国时期，山东流入东北的闯关东移民，即达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人之巨。沈阳市沿用至今的“山东堡”等处，当年正是山东移民的聚居点。据有关历史文献显示，清代宣统年间，东北人口一千八百四十一万，移民约占一千万，在所有移民中，山东人约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据此推算，清代东北的山东人即达到八百万到九百万之众。

明末清初，随着清军的南下，辽宁地区人口顿减。清王朝平定中原之后，于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所招民每日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并“免交三年钱粮”。在如此优惠政策的激励之下，处于贫困之中的山东民众纷至沓来，尽管后来清政府曾一度实行东北禁封政策，但实际上已经阻挡不住山东等地流民闯关东的步伐。而且，他们不再仅限于“栖息于奉天西南部金、复、海、盖等地”，而是“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蜂拥蚁聚，而长（春） 而吉（林） 而敖东，以至于图门江域”，足迹遍及东北各地。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空虚财政困难，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日益削弱，便于咸丰十年（1860年） 正式开禁放垦，于是山东移民乃蜂拥北上，致使这一轮闯关东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古代沈阳地广人稀，土著居民较少。各族人口增长趋势大都出现在唐代以后，关内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汉族居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沈阳谋生、定居，沈阳乡土文化同各地移民的风俗习惯相互影响渗透，逐渐融合、积淀，进而形成了兼容多种地域文化的特点。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这里还曾是另种“特别移民”――朝廷罪犯“流人”的流放之地。清代顺治年间被清廷流放来沈阳“奉旨焚修慈恩寺”的僧人函可（1612―1660），在一首《初至沈阳》诗中写道：“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真切地记述了当年流人眼里的沈阳古城。

山东移民入乡随俗，在居住上，习惯住南北土炕、一头开门的“口袋房”以及“马架子窝棚”；在饮食上，也逐渐喜食高粱米、苞米面、荞麦面、苞米子及猪肉炖粉条和酸菜馅饺子。沈阳土著居民因受山东移民习俗影响，逐渐改变多辈同居一室、房舍家居简陋的习惯，接受了山东面条、煎饼等食品，煎饼铺生意兴隆一时，煎饼卷大葱同葱花大饼一样成为沈阳的一种风味小吃。山东的绣花虎枕与土著的摇车、摇篮，往往同见于一户人家。山东移民的耿直、勤劳，沈阳人的豪爽、乐于助人，合而成为更加淳朴敦厚的民风。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安徽等地的民工、生意人及打工者大量涌进沈阳城乡，进一步丰富了沈阳乡风民俗多域化兼容的特点。黑土地接纳了闯关东的移民，闯关东的移民也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同时，外来移民及其后代，与本地原住民们共同创造了辽沈地区以山东等地移民风情为基点的，关内外相融合的辽宁乡土文化。

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就历年考古发掘所见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而言，沈阳历史文化属于辽河文化的重要节点。主要表现在于大辽河入海口营口距今28万年之久的“金牛山人”旧石器文化，朝阳喀左境内距今十万年之久的“鸽子洞”旧石器遗址，遍布省内营口等各地的“石棚”巨石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中华第一村”查海前红山文化遗址，距今7200年的沈阳新乐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以及辽阳汉魏古墓、朝阳龙城宫城、叶茂台古墓、建昌于道沟墓地、大连营城子汉墓和北票惠宁寺等一大批分布于辽河流域及其支系的历史文化遗存。所以，单纯谈论沈阳文化未免狭隘，更确切地讲，应称之为“辽沈文化”。

南方各地描述辽宁、沈阳人的性格时，往往会用粗犷、豪爽、大气、仗义之类的形容词语来加以概括。实质上，这种文化性格正是本地乡土文化包容性、整合性极强的体现。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正是移民文化和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以及本地特定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综合酿就的结果。这种性格，典型地体现本地恶劣自然环境下生存者的坚忍与锐气，同时又是吸纳了北方游猎民族与山东移民乡土性格混合的结果。

如果说辽沈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还存在另一侧面的话，我想引用作为“东北人写东北人”的大连女作家素素《独语东北》这本书自序里的有关看法。她是辽宁人。辽宁文化是东北文化的主干。她认为：

“东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王气和霸气，但许多时候，你能看见某些东北人将坦荡和无知连在了一起，将豪勇和粗鄙连在了一起。他们大多是高大的，看上去有力气，却不能吃苦，看上去有尊严，却过着苟且的日子。……东北给了东北人懒惰与野蛮，东北又给了东北人落后与滞重。走东北，我常常感到舒展，气畅，有阳光，有时也觉得窒息，厌恶，焦急。在我的文字里，我有时是乐观的，有时又是相当悲观。”为何是这样，我以为，这位辽宁女作家是看到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劣根性的一面。

同是东北的一位社会学者在《东北人：关东文化》这部专著中分析道，“关东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一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如勇武好斗的强悍民风，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求大尚侈的风气；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这些价值观念已积淀在东北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并通过若干传承机制获得绵延，在当代东北人身上仍会看到它的影子”。所讲的，也同样是辽沈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

还是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塑造着一方乡土的一代又一代。弘扬乡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性格，汰除其中的劣根性，是现代文明对现代辽宁人的最基本要求。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也为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包容性和整合性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用固有的这种乡土文化的包容性、整合性品格去接受各种现代文明新事物，当是辽宁人与生俱来的一大优势。扬长避短，利用这种优势广交天下友朋，吸纳各种外部先进事物，发展各项地方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的新家园，这个过程，也是塑造乡土文化文明向上的新人文性格的新起点。沈阳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农牧渔猎文化传统浑然一体，构成了沈阳地区民风淳朴、豁达、粗犷的丰富文化底蕴。待人热诚、乐于助人、性格豪爽、吃苦耐劳，既是沈阳各族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基本道德风尚，也是沈阳人备受海内外赞誉的美好形象。

基于上述，在本书中，我们主要想通过一些内容板块引导读者从具体事象上，总括地把握沈阳民俗风尚的主要特点。主要板块有，人生礼仪――婚丧嫁娶生日寿诞；四时八节――传统岁时节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细节；游艺娱乐――童年记忆留痕；信仰习俗――心灵中的历史遗绪。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是记载、保存地域民俗文化信息最基本的载体，是地域民俗史的最具“复原性能”的“语言化石”。因而，则力求通过本地形式上五彩纷呈的、大量的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生动地展示本地区的民俗风尚及其主要特点。或者说，采用了语言民俗志的方式。另外，清末沈阳名士缪润绂的百首风俗竹枝词《沈阳百咏》，一向为研究沈阳乡土民俗文化的人们所看重，被誉为沈阳文化的“清明上河图”。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它又是了解沈阳这方乡土民俗文化的通俗读本。但长期以来阅读到其全部内容的只是很少一些专业人士，所以，根据笔者此前发表在《文化学刊》上面的点校本加以简化，作为简明读本附于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