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如何看待传统丧葬文化？

一、年轻人如何看待传统丧葬文化？

觉得是折腾活人，人死了再怎么做都没有意义，何况都是带着迷信色彩的比较封建迷信的葬礼，实在是劳民伤财，简简单单的有个悼念仪式足够了！

在我们那儿一个人去世了，放个几千万把块钱的烟花爆竹很正常，甚至更多，大家都知道浪费，可大家都要那么去做，这就是风俗！既然都去做，你不做会被认为是不孝。

在城市，人死后的尸体会被送至殡仪馆赤裸冰冻存放，一般会在三天之内举行悼念会，悼念会需要布置灵堂，灵堂的四周要排满花圈，死者的亲戚朋友可以前来悼念，再见死者最后一面，表达自己的哀思。悼念会后，人们要用“专用车”将尸体运送到火葬场进行火葬，尸体经大火焚烧后只剩下灰烬，骨灰则由亲人处置，一般是将骨灰放置在墓园内。

而农村有很多老人接受不了火葬，他们受中国传统风俗的影响，一般想要选择土葬。在过去农村丧葬的仪式是复杂的，分为倒头纸，入殓，告庙，报丧，破孝，设灵棚，请厨，泼汤，破土，起灵，摔老盆，路祭，安葬，圆坟和居丧。农村坚持丧葬习俗，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但这并不能说他们思想落后。

土葬是我国汉族过去最常用的丧葬方式之一。因为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土葬是过去汉民族常用的丧葬方式。而且在我国神话传说中，人是由女娲捏土造成的，人们认为人既由土而来，死后也应回到土去，所以他们更愿意接受土葬，而对火葬有着抵触。

但是，现如今，为了节约土地，也为了杜绝疾病的蔓延，政府规定，除了几个少数民族之外，其他的人都要举行火葬，这与人们传统的风俗是不同的，虽然响应国家号召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这些是令他们很难接受的。本来你习以为常，传承了几千年的习俗却被强制改变，自然是一时很难令人接受的，所以现在有些老人宁愿被罚款，也要坚持土葬，而年轻人为了满足老人愿望，也不会拂了他们的意，所以至今土葬也很难杜绝，但未来会有更好的实施吧。其实，国家这样做也是对的，我们应该在老人还在世时，多尽孝道，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他们死后真诚哀悼，以节俭的方式寄托哀思。

俗话说：“十里习俗不同”，各地和各地的习俗不同，所表现的礼节也不同，谁也无法给你说好，你可以多问你妻子，他可以成为你最好的老师

二、年轻人如何看待传统丧葬文化？

觉得是折腾活人，人死了再怎么做都没有意义，何况都是带着迷信色彩的比较封建迷信的葬礼，实在是劳民伤财，简简单单的有个悼念仪式足够了！

在我们那儿一个人去世了，放个几千万把块钱的烟花爆竹很正常，甚至更多，大家都知道浪费，可大家都要那么去做，这就是风俗！既然都去做，你不做会被认为是不孝。

在城市，人死后的尸体会被送至殡仪馆赤裸冰冻存放，一般会在三天之内举行悼念会，悼念会需要布置灵堂，灵堂的四周要排满花圈，死者的亲戚朋友可以前来悼念，再见死者最后一面，表达自己的哀思。悼念会后，人们要用“专用车”将尸体运送到火葬场进行火葬，尸体经大火焚烧后只剩下灰烬，骨灰则由亲人处置，一般是将骨灰放置在墓园内。

而农村有很多老人接受不了火葬，他们受中国传统风俗的影响，一般想要选择土葬。在过去农村丧葬的仪式是复杂的，分为倒头纸，入殓，告庙，报丧，破孝，设灵棚，请厨，泼汤，破土，起灵，摔老盆，路祭，安葬，圆坟和居丧。农村坚持丧葬习俗，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但这并不能说他们思想落后。

土葬是我国汉族过去最常用的丧葬方式之一。因为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土葬是过去汉民族常用的丧葬方式。而且在我国神话传说中，人是由女娲捏土造成的，人们认为人既由土而来，死后也应回到土去，所以他们更愿意接受土葬，而对火葬有着抵触。

但是，现如今，为了节约土地，也为了杜绝疾病的蔓延，政府规定，除了几个少数民族之外，其他的人都要举行火葬，这与人们传统的风俗是不同的，虽然响应国家号召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一些老人而言，这些是令他们很难接受的。本来你习以为常，传承了几千年的习俗却被强制改变，自然是一时很难令人接受的，所以现在有些老人宁愿被罚款，也要坚持土葬，而年轻人为了满足老人愿望，也不会拂了他们的意，所以至今土葬也很难杜绝，但未来会有更好的实施吧。其实，国家这样做也是对的，我们应该在老人还在世时，多尽孝道，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他们死后真诚哀悼，以节俭的方式寄托哀思。

俗话说：“十里习俗不同”，各地和各地的习俗不同，所表现的礼节也不同，谁也无法给你说好，你可以多问你妻子，他可以成为你最好的老师

三、全国各地的各种葬法有哪些？

天葬，又称露天葬、鸟葬、风葬。少数民族中这种葬法最多。《隋书・契丹传》载：“父母死，以其尸置于小树之上，经三年后，乃取其骨而焚之”。《唐书・肃慎传》有“秋冬死者，或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的记载。藏族多实行天葬，人死后，请喇嘛念经，择定送葬日期。送葬时，用牛驮尸到天葬场后，先把尸体放在葬台上，然后在葬台附近烧松柏香堆，浓烟升起，通知神鹰到来，神鹰习惯见烟飞来寻食。

此时，操持天葬者将尸体从背面剖开。如果死者是僧徙，下刀时，先在背肉上划个有宗教意义的花纹。接着剖腹、取出内脏、切肉、剥去头皮、割掉头颅，把肉切成小块，堆放一旁，再捣碎骨头，拦以糌粑，捏成一团。然后先把骨团喂鹫鹰，再喂其肉。如果骨头没喂家，得再一块不剩地拣起，烧成灰，撒向四方。总之，要一点不剩地把死人处理掉，这样，死者就“升天”去了。天葬场周围山上的鹫鹰，除了吃尸体以外，不伤害任何幼小动物，被称之为“神鸟”，受到藏族人的保护，猎人绝对不能捕杀。藏族人把尸骨喂神鸟，神鸟吃完后飞到高山之巅屙屡，这样死者便可投胎到高贵人家。

树葬，也称风葬。东北鄂温克人实行树葬，人死后，将尸体包裹后挂于树上或放在支起的木架上，任凭风吹日晒，待皮肉烂掉后拾骨埋葬。

崖葬，也称岩葬，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中。此葬法是将棺木安放在通风的岩洞里，有的安放在洞中的木架上，洞口用草木遮掩。悬棺葬是利用天然崖洞或绝壁上的平台，有的在峭壁上凿孔打桩，将棺木放在上面。福建、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中曾流行县棺葬。当地俗称“挂岩子”。悬棺葬是中国古代南方一些民族的葬俗，其中以福建悬棺葬的年代最为久远，大约在夏代之前，距今已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遗留下来的悬棺已不多见，只在武夷山的千仞绝壁上还能看到一处虹桥板。悬棺遗迹最多的是四川珙县麻糖坝。这种丧葬礼制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当地人民的灵魂信仰、祖先崇拜分不开的。采用悬棺安葬死者，是为了保护好死者，使他不受侵犯。把死者悬葬在临江河的绝壁上，可以使死者继续用他的智慧和权威，保护和监视他的子孙和臣民。

复合葬，是采用多种形式的葬仪。《北史・高东传》记有将死者下半身埋于地下，而上半身不掩，是风葬与土葬的结合。《北史・林邑传》记载了先火葬后水葬的葬仪。有些民族和地区采用火葬，大多也是先火葬后土葬，如土族、藏族等多用此复合葬法。

此外，还有亲人分食尸体的腹葬，不给死者穿衣的裸葬，以及药物存尸等。药物存尸应该说不属于葬法，而是处理尸体的古法。埃及的木乃伊即是，我国西藏高僧多用此法，即用特制香料涂身，存于瓮中，俗称肉身喇嘛。

（二）葬式

即遗体安葬的姿势。人死后埋葬的姿势各种各样，这不仅与葬法、葬具有关，也与宗教信仰相关。在各种葬式中，比较普遍的是平躺身躯，仰面朝天，四肢并拢伸展的平躺式葬法。这种葬法有便于死者与世人交流和让死者平稳安睡之意。我国北方进行土葬时，死者的头向北，脚朝南。墓穴中随葬的衣饭罐置于脚边，便于死者坐起就餐。同时墓门也置于南边(死者脚的朝向)，利于死者外出。在平躺式葬法中，有屈肢状的，多为女性或奴隶、侍从，表明女子对男子的依附和屈从，奴隶、侍从对主子的侍奉。

俯身式葬法，多是出于对鬼灵的恐惧和防御所用。云南拉祜族认为，死者如采取仰身葬，会使其他人死亡，因此他们将死亡者俯首侧身埋葬，有的火葬也采取俯身式，将死者俯身架起，下面放柴火焚烧。古代有竖棺而葬的，死者取站立姿势。印度洗骨二次埋葬，死者也取站立姿势，即将尸骨洗净，按从脚至头的顺序放入陶罐，象征直立。

屈体侧身葬，为侧身、屈肢，右手枕头下。这种葬法的含义有二，一是回复胎儿的状态。二是捆绑以防死者灵魂搔扰。所谓让死者回复胎儿状态，意思是怎样来到人世，又怎样离开人世，并有让死者尽快投胎转生之意。旧时，俗固族在人死后尸体未僵之前，把腿和臂的关节收拢，合掌，用带子把尸体捆成胎儿状，谓之圆寂。云南独龙族的屈肢葬是为了让死者环火而眠。

屈体葬除侧身卧之外，还有坐、蹲的形态。西藏的门巴族，人死后尸体捆成胎儿状，双手交叉于胸前，采取蹲式将尸体安放在屋内。下葬时，把尸体蹲放在圆形墓坑内，坑顶填土垒石，纳西族支系摩梭人也采用此葬法，他们认为这样安葬死者灵魂能重新投胎降临人世。台湾高山族安葬死者，是在死者的床下挖一深圆坑，将其蹲放坑中，象征死者与活着的家人一起在屋里生活。该族人吃饭、烤火多取蹲姿，死后也是如此，其含义为“视死如生”。

丧葬是整个社会文化基因之一，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葬法虽多种多样，葬俗亦百态纷呈。但它实际上始终作为一个象征系统而存在，它不仅象征人们头脑中的彼岸―――鬼神世界，也象征着人生彼岸的现实世界。反映了芸芸众生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观念和看法。它是人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有其时代的烙印。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表明，丧葬习俗不是人类在诞生时就具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早期人类，人死以后并不埋葬，而是在死后就地抛弃尸体，置之不理。如《孟子・滕文公》篇：“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智力逐步增长，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动，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 我国的丧葬礼俗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下室有墓葬的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成员之间贵贱的进一步分化， 丧葬仪式也逐渐增加了宗教的仪式行为。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 在我国古代，人死之后，由于地域的不同，丧葬习俗也不一，有“三葬”、“四葬”之说。《大唐西域记》卷二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中国历代葬礼》云：“远古时期，葬法葬式的形成或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实行树葬的，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于树上，三年后才焚烧尸骨；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因生活在高寒地区，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丧葬便盛行火葬。以火为媒介，让死者的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万建忠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原因，古代宕昌、参狼、白马和邓至羌氐民族聚居的今甘肃陇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火葬、石棺葬、石棚葬和悬棺葬的葬式、葬法习俗，并且沿袭到近现代。现分述于后： 一、石棺葬。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历史悠久且流行广泛，我国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有发现。《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 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今日，在白龙江、白水江中上游的宕昌、舟曲、武都、文县与岷江上游的四川松潘、茂汶、平武等地同属古代羌民族“石文化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今舟曲和宕昌等地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址中，大都存在土坑石棺葬墓。即四周和上下皆用大身岩板或麻岩片覆裹的葬式。它与岷江上游早期氐羌人石棺椁的石棺葬文化属同一时期、同一类型。从墓葬中采集到的陪葬品，有板岩石刀、磨谷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其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磨制精细。可见，古代羌人石制技艺之高精。 二、石棚葬，又称石桌坟。是在地面上竖立四块石板，上面再覆盖一块石板而制成的墓室。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欧洲西部分布较多，考古发现在我国东北辽东半岛等地也有这种墓葬。据考古研究认为石棚距今已有9000 年的历史。 在今宕昌县南阳地区至上世纪七年代尚存此葬法。初步考证，拟为隋唐时期从辽东迁徙西来的，曾统治过的时为宕州的吐谷浑部族从老家带来的一种葬式，后被羌人后裔接受并传承于后世。 三、火葬。即用火焚化死人遗体，将骨灰放入容器，然后埋葬或保存的一种葬式。中国真正的火葬可上溯到原始社会，近年考古工作者已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火葬习俗源于原始社会的证据。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盛着人类骨灰的陶罐。寺洼文化层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火葬之俗可远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查考我国古代文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火葬习俗。如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在《列子・汤问》、《吕氏春秋・义赏》、《荀子・大略》等篇均有记载。《墨子・节葬下》记载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新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仪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这说明最晚在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已有 火葬，并且很流行。 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寺洼山遗址属氐羌族原始文化层带，而今陇南地区的土著文化皆属寺洼文化范畴。故在上世纪出土的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成堆的人骨焚烧遗存，证明了《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火葬习俗之记载。此一习俗在武都、宕昌和舟曲的藏族（本属羌族后裔）中仍沿用至今，不过其方法较过去进步文明多了。 四、悬棺葬，又名“风葬”。此一葬俗，笔者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宕昌县境内的岷江（古羌水）沿岸发现过多处。因初来乍到，颇感奇特，问及当地人，都叫它“架干葬”，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偶读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石棺与虹桥”条时方解开了多年来的心头之谜。 原来，这“架干葬”就是“悬棺葬”，又名“风葬”，实质上是一种洗骨葬，换言之就是实行二次葬的每一次葬法。其方法与步骤是：将新死未腐之尸体放在用整块木头刳成的“独木舟式”“船棺”中，悬挂于高山绝壁之上，任凭风吹雨打，让尸体的皮肤、肌肉、毛发等很快腐化分解而只剩下骨骼，然后取出，再放入特制木匣或陶罐中，藏到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内，并在洞旁凿一石龛，放入死者的木雕偶像，穿以生前所着衣服，称之曰“鬼堂”或叫“享堂”，并有栏杆或窗檑门槛之类为围护之用。这种葬式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与“栏杆式”住宅建筑风格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因素，而且二者通常多半“共生”。这种葬式，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其北沿甚至伸展到陕西渭水、甘肃羌水、河南洛水流域。 据《北史・宕昌传》说：“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三苗在尧舜时的原始部落，屡屡作乱，在战争中常吃败仗，尧遂命舜“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包括陇南白龙江流域的羌戎）至今分布在武都县坪垭乡、宕昌县官鹅乡和舟曲县拱坝、博峪乡聚居的藏民族有三苗血统。故其祖先的葬式承袭着苗民和巴人的“悬棺葬”式。“悬棺葬”的地方与放棺方法，参合中外所记，可分为“岩桩葬”（即将棺木搁置于插入峭壁的木桩上）、“岩洞葬”（系插棺于峭壁的天然洞内或置棺于岩腔内）、“崇墩葬”（则置棺于 岩的突出处）等。其地点一般多在靠近河流的悬崖上。棺木多是从山顶用绳索垂吊下放在提前予置好的岩桩或岩洞里，其位置离地面越高越显其子孙之孝心。而现在所谓的“移风易俗”实乃是对古代火葬传统的继承。 此外，在宕昌羌的后裔中，至今尚传承着“娱尸”的习俗。亲人故去，号啕痛哭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有的民族在办丧事时却长歌当哭，蹁跹起舞，甚至还要唱戏，其热闹气氛与婚礼一样，这就是学者们称之“娱尸”。历史文献对“娱尸”多有记载，如“《峒H纤志》谓：“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云南《马关县志》谓苗人之丧礼，“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直至埋而后已”。民国33年所修《汶川县志・风土志》卷五谓羌人丧俗是“丧葬有闹丧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有的文人墨客更是以“耕织辛勤淳俗在，婚丧歌唱古风存”的动人诗句来赞誉羌族的习俗，至今在茂汶羌区一些村寨羌族的丧葬仪程中，特别是“大夜”（入葬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释比（巫师）要围绕死者的遗体边跳“莎朗”（丧葬舞）、边唱哀歌，情景十分动人，让人们在对死者的悲痛中，也获得一些精神的安慰。现为藏族的宕昌少数民族中，每逢丧葬都要请“苯苯”（宗教职业者）念《苯苯经》和跳“强巴舞”（又称“苯苯舞”）俗称“牛头马面舞”（因舞蹈队伍中有头戴牛头和马头面具者―――既为牦牛羌和白马羌部族图腾崇拜之族徽）。“娱尸”三天后，在送丧的路上，整个舞队按着铃声、鼓点，忽进乍退，左旋右转，踏着“干巴路”的舞步，在岷迭山地上以古老、粗犷、肃穆的原始舞蹈，为远去的故人送行，并寄托亲人的哀思与期盼

丧葬是整个社会文化基因之一，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葬法虽多种多样，葬俗亦百态纷呈。但它实际上始终作为一个象征系统而存在，它不仅象征人们头脑中的彼岸―――鬼神世界，也象征着人生彼岸的现实世界。反映了芸芸众生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观念和看法。它是人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有其时代的烙印。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表明，丧葬习俗不是人类在诞生时就具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早期人类，人死以后并不埋葬，而是在死后就地抛弃尸体，置之不理。如《孟子・滕文公》篇：“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智力逐步增长，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动，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 我国的丧葬礼俗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下室有墓葬的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成员之间贵贱的进一步分化， 丧葬仪式也逐渐增加了宗教的仪式行为。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 在我国古代，人死之后，由于地域的不同，丧葬习俗也不一，有“三葬”、“四葬”之说。《大唐西域记》卷二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中国历代葬礼》云：“远古时期，葬法葬式的形成或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实行树葬的，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于树上，三年后才焚烧尸骨；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因生活在高寒地区，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丧葬便盛行火葬。以火为媒介，让死者的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万建忠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原因，古代宕昌、参狼、白马和邓至羌氐民族聚居的今甘肃陇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火葬、石棺葬、石棚葬和悬棺葬的葬式、葬法习俗，并且沿袭到近现代。现分述于后： 一、石棺葬。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历史悠久且流行广泛，我国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有发现。《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 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今日，在白龙江、白水江中上游的宕昌、舟曲、武都、文县与岷江上游的四川松潘、茂汶、平武等地同属古代羌民族“石文化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今舟曲和宕昌等地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址中，大都存在土坑石棺葬墓。即四周和上下皆用大身岩板或麻岩片覆裹的葬式。它与岷江上游早期氐羌人石棺椁的石棺葬文化属同一时期、同一类型。从墓葬中采集到的陪葬品，有板岩石刀、磨谷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其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磨制精细。可见，古代羌人石制技艺之高精。 二、石棚葬，又称石桌坟。是在地面上竖立四块石板，上面再覆盖一块石板而制成的墓室。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欧洲西部分布较多，考古发现在我国东北辽东半岛等地也有这种墓葬。据考古研究认为石棚距今已有9000 年的历史。 在今宕昌县南阳地区至上世纪七年代尚存此葬法。初步考证，拟为隋唐时期从辽东迁徙西来的，曾统治过的时为宕州的吐谷浑部族从老家带来的一种葬式，后被羌人后裔接受并传承于后世。 三、火葬。即用火焚化死人遗体，将骨灰放入容器，然后埋葬或保存的一种葬式。中国真正的火葬可上溯到原始社会，近年考古工作者已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火葬习俗源于原始社会的证据。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盛着人类骨灰的陶罐。寺洼文化层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火葬之俗可远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查考我国古代文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火葬习俗。如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在《列子・汤问》、《吕氏春秋・义赏》、《荀子・大略》等篇均有记载。《墨子・节葬下》记载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新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仪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这说明最晚在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已有 火葬，并且很流行。 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寺洼山遗址属氐羌族原始文化层带，而今陇南地区的土著文化皆属寺洼文化范畴。故在上世纪出土的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成堆的人骨焚烧遗存，证明了《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火葬习俗之记载。此一习俗在武都、宕昌和舟曲的藏族（本属羌族后裔）中仍沿用至今，不过其方法较过去进步文明多了。 四、悬棺葬，又名“风葬”。此一葬俗，笔者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宕昌县境内的岷江（古羌水）沿岸发现过多处。因初来乍到，颇感奇特，问及当地人，都叫它“架干葬”，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偶读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石棺与虹桥”条时方解开了多年来的心头之谜。 原来，这“架干葬”就是“悬棺葬”，又名“风葬”，实质上是一种洗骨葬，换言之就是实行二次葬的每一次葬法。其方法与步骤是：将新死未腐之尸体放在用整块木头刳成的“独木舟式”“船棺”中，悬挂于高山绝壁之上，任凭风吹雨打，让尸体的皮肤、肌肉、毛发等很快腐化分解而只剩下骨骼，然后取出，再放入特制木匣或陶罐中，藏到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内，并在洞旁凿一石龛，放入死者的木雕偶像，穿以生前所着衣服，称之曰“鬼堂”或叫“享堂”，并有栏杆或窗檑门槛之类为围护之用。这种葬式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与“栏杆式”住宅建筑风格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因素，而且二者通常多半“共生”。这种葬式，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其北沿甚至伸展到陕西渭水、甘肃羌水、河南洛水流域。 据《北史・宕昌传》说：“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三苗在尧舜时的原始部落，屡屡作乱，在战争中常吃败仗，尧遂命舜“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包括陇南白龙江流域的羌戎）至今分布在武都县坪垭乡、宕昌县官鹅乡和舟曲县拱坝、博峪乡聚居的藏民族有三苗血统。故其祖先的葬式承袭着苗民和巴人的“悬棺葬”式。“悬棺葬”的地方与放棺方法，参合中外所记，可分为“岩桩葬”（即将棺木搁置于插入峭壁的木桩上）、“岩洞葬”（系插棺于峭壁的天然洞内或置棺于岩腔内）、“崇墩葬”（则置棺于 岩的突出处）等。其地点一般多在靠近河流的悬崖上。棺木多是从山顶用绳索垂吊下放在提前予置好的岩桩或岩洞里，其位置离地面越高越显其子孙之孝心。而现在所谓的“移风易俗”实乃是对古代火葬传统的继承。 此外，在宕昌羌的后裔中，至今尚传承着“娱尸”的习俗。亲人故去，号啕痛哭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有的民族在办丧事时却长歌当哭，蹁跹起舞，甚至还要唱戏，其热闹气氛与婚礼一样，这就是学者们称之“娱尸”。历史文献对“娱尸”多有记载，如“《峒H纤志》谓：“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云南《马关县志》谓苗人之丧礼，“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直至埋而后已”。民国33年所修《汶川县志・风土志》卷五谓羌人丧俗是“丧葬有闹丧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有的文人墨客更是以“耕织辛勤淳俗在，婚丧歌唱古风存”的动人诗句来赞誉羌族的习俗，至今在茂汶羌区一些村寨羌族的丧葬仪程中，特别是“大夜”（入葬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释比（巫师）要围绕死者的遗体边跳“莎朗”（丧葬舞）、边唱哀歌，情景十分动人，让人们在对死者的悲痛中，也获得一些精神的安慰。现为藏族的宕昌少数民族中，每逢丧葬都要请“苯苯”（宗教职业者）念《苯苯经》和跳“强巴舞”（又称“苯苯舞”）俗称“牛头马面舞”（因舞蹈队伍中有头戴牛头和马头面具者―――既为牦牛羌和白马羌部族图腾崇拜之族徽）。“娱尸”三天后，在送丧的路上，整个舞队按着铃声、鼓点，忽进乍退，左旋右转，踏着“干巴路”的舞步，在岷迭山地上以古老、粗犷、肃穆的原始舞蹈，为远去的故人送行，并寄托亲人的哀思与期盼

丧葬是整个社会文化基因之一，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葬法虽多种多样，葬俗亦百态纷呈。但它实际上始终作为一个象征系统而存在，它不仅象征人们头脑中的彼岸―――鬼神世界，也象征着人生彼岸的现实世界。反映了芸芸众生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观念和看法。它是人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有其时代的烙印。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表明，丧葬习俗不是人类在诞生时就具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早期人类，人死以后并不埋葬，而是在死后就地抛弃尸体，置之不理。如《孟子・滕文公》篇：“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智力逐步增长，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动，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 我国的丧葬礼俗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下室有墓葬的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成员之间贵贱的进一步分化， 丧葬仪式也逐渐增加了宗教的仪式行为。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 在我国古代，人死之后，由于地域的不同，丧葬习俗也不一，有“三葬”、“四葬”之说。《大唐西域记》卷二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中国历代葬礼》云：“远古时期，葬法葬式的形成或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实行树葬的，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于树上，三年后才焚烧尸骨；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因生活在高寒地区，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丧葬便盛行火葬。以火为媒介，让死者的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万建忠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原因，古代宕昌、参狼、白马和邓至羌氐民族聚居的今甘肃陇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火葬、石棺葬、石棚葬和悬棺葬的葬式、葬法习俗，并且沿袭到近现代。现分述于后： 一、石棺葬。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历史悠久且流行广泛，我国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有发现。《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 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今日，在白龙江、白水江中上游的宕昌、舟曲、武都、文县与岷江上游的四川松潘、茂汶、平武等地同属古代羌民族“石文化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今舟曲和宕昌等地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址中，大都存在土坑石棺葬墓。即四周和上下皆用大身岩板或麻岩片覆裹的葬式。它与岷江上游早期氐羌人石棺椁的石棺葬文化属同一时期、同一类型。从墓葬中采集到的陪葬品，有板岩石刀、磨谷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其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磨制精细。可见，古代羌人石制技艺之高精。 二、石棚葬，又称石桌坟。是在地面上竖立四块石板，上面再覆盖一块石板而制成的墓室。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欧洲西部分布较多，考古发现在我国东北辽东半岛等地也有这种墓葬。据考古研究认为石棚距今已有9000 年的历史。 在今宕昌县南阳地区至上世纪七年代尚存此葬法。初步考证，拟为隋唐时期从辽东迁徙西来的，曾统治过的时为宕州的吐谷浑部族从老家带来的一种葬式，后被羌人后裔接受并传承于后世。 三、火葬。即用火焚化死人遗体，将骨灰放入容器，然后埋葬或保存的一种葬式。中国真正的火葬可上溯到原始社会，近年考古工作者已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火葬习俗源于原始社会的证据。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盛着人类骨灰的陶罐。寺洼文化层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火葬之俗可远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查考我国古代文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火葬习俗。如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在《列子・汤问》、《吕氏春秋・义赏》、《荀子・大略》等篇均有记载。《墨子・节葬下》记载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新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仪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这说明最晚在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已有 火葬，并且很流行。 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寺洼山遗址属氐羌族原始文化层带，而今陇南地区的土著文化皆属寺洼文化范畴。故在上世纪出土的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成堆的人骨焚烧遗存，证明了《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火葬习俗之记载。此一习俗在武都、宕昌和舟曲的藏族（本属羌族后裔）中仍沿用至今，不过其方法较过去进步文明多了。 四、悬棺葬，又名“风葬”。此一葬俗，笔者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宕昌县境内的岷江（古羌水）沿岸发现过多处。因初来乍到，颇感奇特，问及当地人，都叫它“架干葬”，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偶读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石棺与虹桥”条时方解开了多年来的心头之谜。 原来，这“架干葬”就是“悬棺葬”，又名“风葬”，实质上是一种洗骨葬，换言之就是实行二次葬的每一次葬法。其方法与步骤是：将新死未腐之尸体放在用整块木头刳成的“独木舟式”“船棺”中，悬挂于高山绝壁之上，任凭风吹雨打，让尸体的皮肤、肌肉、毛发等很快腐化分解而只剩下骨骼，然后取出，再放入特制木匣或陶罐中，藏到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内，并在洞旁凿一石龛，放入死者的木雕偶像，穿以生前所着衣服，称之曰“鬼堂”或叫“享堂”，并有栏杆或窗檑门槛之类为围护之用。这种葬式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与“栏杆式”住宅建筑风格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因素，而且二者通常多半“共生”。这种葬式，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其北沿甚至伸展到陕西渭水、甘肃羌水、河南洛水流域。 据《北史・宕昌传》说：“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三苗在尧舜时的原始部落，屡屡作乱，在战争中常吃败仗，尧遂命舜“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包括陇南白龙江流域的羌戎）至今分布在武都县坪垭乡、宕昌县官鹅乡和舟曲县拱坝、博峪乡聚居的藏民族有三苗血统。故其祖先的葬式承袭着苗民和巴人的“悬棺葬”式。“悬棺葬”的地方与放棺方法，参合中外所记，可分为“岩桩葬”（即将棺木搁置于插入峭壁的木桩上）、“岩洞葬”（系插棺于峭壁的天然洞内或置棺于岩腔内）、“崇墩葬”（则置棺于 岩的突出处）等。其地点一般多在靠近河流的悬崖上。棺木多是从山顶用绳索垂吊下放在提前予置好的岩桩或岩洞里，其位置离地面越高越显其子孙之孝心。而现在所谓的“移风易俗”实乃是对古代火葬传统的继承。 此外，在宕昌羌的后裔中，至今尚传承着“娱尸”的习俗。亲人故去，号啕痛哭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有的民族在办丧事时却长歌当哭，蹁跹起舞，甚至还要唱戏，其热闹气氛与婚礼一样，这就是学者们称之“娱尸”。历史文献对“娱尸”多有记载，如“《峒H纤志》谓：“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云南《马关县志》谓苗人之丧礼，“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直至埋而后已”。民国33年所修《汶川县志・风土志》卷五谓羌人丧俗是“丧葬有闹丧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有的文人墨客更是以“耕织辛勤淳俗在，婚丧歌唱古风存”的动人诗句来赞誉羌族的习俗，至今在茂汶羌区一些村寨羌族的丧葬仪程中，特别是“大夜”（入葬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释比（巫师）要围绕死者的遗体边跳“莎朗”（丧葬舞）、边唱哀歌，情景十分动人，让人们在对死者的悲痛中，也获得一些精神的安慰。现为藏族的宕昌少数民族中，每逢丧葬都要请“苯苯”（宗教职业者）念《苯苯经》和跳“强巴舞”（又称“苯苯舞”）俗称“牛头马面舞”（因舞蹈队伍中有头戴牛头和马头面具者―――既为牦牛羌和白马羌部族图腾崇拜之族徽）。“娱尸”三天后，在送丧的路上，整个舞队按着铃声、鼓点，忽进乍退，左旋右转，踏着“干巴路”的舞步，在岷迭山地上以古老、粗犷、肃穆的原始舞蹈，为远去的故人送行，并寄托亲人的哀思与期盼

丧葬是整个社会文化基因之一，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葬法虽多种多样，葬俗亦百态纷呈。但它实际上始终作为一个象征系统而存在，它不仅象征人们头脑中的彼岸―――鬼神世界，也象征着人生彼岸的现实世界。反映了芸芸众生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观念和看法。它是人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有其时代的烙印。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表明，丧葬习俗不是人类在诞生时就具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早期人类，人死以后并不埋葬，而是在死后就地抛弃尸体，置之不理。如《孟子・滕文公》篇：“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智力逐步增长，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动，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 我国的丧葬礼俗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下室有墓葬的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成员之间贵贱的进一步分化， 丧葬仪式也逐渐增加了宗教的仪式行为。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 在我国古代，人死之后，由于地域的不同，丧葬习俗也不一，有“三葬”、“四葬”之说。《大唐西域记》卷二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中国历代葬礼》云：“远古时期，葬法葬式的形成或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实行树葬的，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于树上，三年后才焚烧尸骨；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因生活在高寒地区，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丧葬便盛行火葬。以火为媒介，让死者的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万建忠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原因，古代宕昌、参狼、白马和邓至羌氐民族聚居的今甘肃陇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火葬、石棺葬、石棚葬和悬棺葬的葬式、葬法习俗，并且沿袭到近现代。现分述于后： 一、石棺葬。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历史悠久且流行广泛，我国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有发现。《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 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今日，在白龙江、白水江中上游的宕昌、舟曲、武都、文县与岷江上游的四川松潘、茂汶、平武等地同属古代羌民族“石文化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今舟曲和宕昌等地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址中，大都存在土坑石棺葬墓。即四周和上下皆用大身岩板或麻岩片覆裹的葬式。它与岷江上游早期氐羌人石棺椁的石棺葬文化属同一时期、同一类型。从墓葬中采集到的陪葬品，有板岩石刀、磨谷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其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磨制精细。可见，古代羌人石制技艺之高精。 二、石棚葬，又称石桌坟。是在地面上竖立四块石板，上面再覆盖一块石板而制成的墓室。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欧洲西部分布较多，考古发现在我国东北辽东半岛等地也有这种墓葬。据考古研究认为石棚距今已有9000 年的历史。 在今宕昌县南阳地区至上世纪七年代尚存此葬法。初步考证，拟为隋唐时期从辽东迁徙西来的，曾统治过的时为宕州的吐谷浑部族从老家带来的一种葬式，后被羌人后裔接受并传承于后世。 三、火葬。即用火焚化死人遗体，将骨灰放入容器，然后埋葬或保存的一种葬式。中国真正的火葬可上溯到原始社会，近年考古工作者已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火葬习俗源于原始社会的证据。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盛着人类骨灰的陶罐。寺洼文化层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火葬之俗可远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查考我国古代文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火葬习俗。如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在《列子・汤问》、《吕氏春秋・义赏》、《荀子・大略》等篇均有记载。《墨子・节葬下》记载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新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仪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这说明最晚在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已有 火葬，并且很流行。 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寺洼山遗址属氐羌族原始文化层带，而今陇南地区的土著文化皆属寺洼文化范畴。故在上世纪出土的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成堆的人骨焚烧遗存，证明了《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火葬习俗之记载。此一习俗在武都、宕昌和舟曲的藏族（本属羌族后裔）中仍沿用至今，不过其方法较过去进步文明多了。 四、悬棺葬，又名“风葬”。此一葬俗，笔者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宕昌县境内的岷江（古羌水）沿岸发现过多处。因初来乍到，颇感奇特，问及当地人，都叫它“架干葬”，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偶读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石棺与虹桥”条时方解开了多年来的心头之谜。 原来，这“架干葬”就是“悬棺葬”，又名“风葬”，实质上是一种洗骨葬，换言之就是实行二次葬的每一次葬法。其方法与步骤是：将新死未腐之尸体放在用整块木头刳成的“独木舟式”“船棺”中，悬挂于高山绝壁之上，任凭风吹雨打，让尸体的皮肤、肌肉、毛发等很快腐化分解而只剩下骨骼，然后取出，再放入特制木匣或陶罐中，藏到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内，并在洞旁凿一石龛，放入死者的木雕偶像，穿以生前所着衣服，称之曰“鬼堂”或叫“享堂”，并有栏杆或窗檑门槛之类为围护之用。这种葬式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与“栏杆式”住宅建筑风格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因素，而且二者通常多半“共生”。这种葬式，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其北沿甚至伸展到陕西渭水、甘肃羌水、河南洛水流域。 据《北史・宕昌传》说：“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三苗在尧舜时的原始部落，屡屡作乱，在战争中常吃败仗，尧遂命舜“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包括陇南白龙江流域的羌戎）至今分布在武都县坪垭乡、宕昌县官鹅乡和舟曲县拱坝、博峪乡聚居的藏民族有三苗血统。故其祖先的葬式承袭着苗民和巴人的“悬棺葬”式。“悬棺葬”的地方与放棺方法，参合中外所记，可分为“岩桩葬”（即将棺木搁置于插入峭壁的木桩上）、“岩洞葬”（系插棺于峭壁的天然洞内或置棺于岩腔内）、“崇墩葬”（则置棺于 岩的突出处）等。其地点一般多在靠近河流的悬崖上。棺木多是从山顶用绳索垂吊下放在提前予置好的岩桩或岩洞里，其位置离地面越高越显其子孙之孝心。而现在所谓的“移风易俗”实乃是对古代火葬传统的继承。 此外，在宕昌羌的后裔中，至今尚传承着“娱尸”的习俗。亲人故去，号啕痛哭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有的民族在办丧事时却长歌当哭，蹁跹起舞，甚至还要唱戏，其热闹气氛与婚礼一样，这就是学者们称之“娱尸”。历史文献对“娱尸”多有记载，如“《峒H纤志》谓：“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云南《马关县志》谓苗人之丧礼，“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直至埋而后已”。民国33年所修《汶川县志・风土志》卷五谓羌人丧俗是“丧葬有闹丧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有的文人墨客更是以“耕织辛勤淳俗在，婚丧歌唱古风存”的动人诗句来赞誉羌族的习俗，至今在茂汶羌区一些村寨羌族的丧葬仪程中，特别是“大夜”（入葬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释比（巫师）要围绕死者的遗体边跳“莎朗”（丧葬舞）、边唱哀歌，情景十分动人，让人们在对死者的悲痛中，也获得一些精神的安慰。现为藏族的宕昌少数民族中，每逢丧葬都要请“苯苯”（宗教职业者）念《苯苯经》和跳“强巴舞”（又称“苯苯舞”）俗称“牛头马面舞”（因舞蹈队伍中有头戴牛头和马头面具者―――既为牦牛羌和白马羌部族图腾崇拜之族徽）。“娱尸”三天后，在送丧的路上，整个舞队按着铃声、鼓点，忽进乍退，左旋右转，踏着“干巴路”的舞步，在岷迭山地上以古老、粗犷、肃穆的原始舞蹈，为远去的故人送行，并寄托亲人的哀思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