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古代陵墓的发展概况

论中国古代墓葬文化发展历程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墓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地面文化的补充，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缩影。通过对墓葬文化的比较、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数千年璀灿的文化历史，也可以懂得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萌芽时代就已出现原始墓葬。山顶洞遗址中下层的深处及为死者的墓地，在墓地中发现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喝一些躯干骨，是两个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的遗骨。皆配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有赤铁矿粉末撒成的圆圈。 该墓葬反应了原始社会的多重信息。其一：中国原始人类已能简单提炼利用矿产资源，而相比之下，西方大陆的矿产利用相对较晚。因此商周时期，中国矿产使用和利用水平高于其他世界各国是有原因的，起点不同而一定时期内发展势必存在差距。其二：红色赤铁矿象征着鲜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生处。在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粉，祈求给死者以新的生命，显然是原始灵魂不灭的观念的反应。因此，当时就已产生了原始宗教的崇拜。其三，死者随葬品中的农具反应原始时期人们对农业的高度重视，而装饰品反映出 这一时期人们的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工艺水平精湛，人类已有爱美的观念和对美的追求。而这些商品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见证，原始艺术的萌芽已经出现。 母系社族时期盛行对偶婚制度，对偶婚下的夫妻关系松弛，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单位。反映在墓葬制度上则盛行单人葬和同性合葬，母子合葬，但没有一对年龄相仿的男女夫妻合葬和父子合葬，女子的配偶是其他氏族的男子，男子死后必须归葬本氏族，显示出其对母系氏族的血缘依附关系。 父系社会时期，墓葬出现了三大特点。一：婚姻形态的变化在埋葬方式上得到充分反映，与前一时期有显著不同。不但盛行单身葬，还出现了以男子为主的男女合葬、父子合葬。而且男女合葬墓中女子多成屈辱或侍奉男子的形态出现，反应妇女地位的下降和父系统治的确立。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和个体混之下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二：父系氏族墓葬中，以猪头或其他牲畜随葬的风气很盛。在秦魏家和临夏大河庄墓地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十分普遍，表明牲畜成了个体家庭私有财产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三：在一些墓地里，骨架残缺不全，有的骨架上还带有箭头的，一般为青壮年，一些地方还出现利用废井、废坑埋人的现象，这些人很可能是战争中的战俘或地位低下的奴隶。反映了原始战争的发生和新阶级关系的萌芽发展。 奴隶制社会时期,墓葬分商墓和周墓两种。各具特色，反映了奴隶制社会时期两大王朝的经济发展状况。 商墓，墓葬中青铜器是重要代表，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的铁器等。青铜器被用于礼器、乐器、工具、兵器等。反映当时青铜器生产数目繁多，工艺精湛。相对应的，商朝是智慧的中国人已发明了一批地下开采、提升、装载的工具，在江西瑞昌县铜陵发掘的商周时期采铜遗址，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迹和露天采矿的遗迹，采矿景象均采用木支护，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木支护开采铜矿的实证。而且在最近发现的一些阴墟遗址中，出现了原始瓷器，证明早在商代中期我国就已奠定瓷器生产基础。加之当时丝织品，工艺品（如编钟）的兴盛，足可见商代时我国手工业水品之高。 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大国之一。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对后世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商代也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野蛮习俗，如人殉和人祭。 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墓区东侧发掘的一个祭祀坑中，共有1178具用作人殉的遗骸年龄由六岁至80岁不等，数量惊人。可见人祭在商代普遍存在，且杀祭量巨大，表明商代还处于奴隶制不发达阶段，还无法合理利用生产力。且这一制度在秦国时期还有延续。

西周时期，出土墓葬表明，青铜器铸造依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但数量远远超过商代，而且类型与商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墓葬中各式瓷器的出土表明瓷器制作业在周有了突出的发展，安徽屯溪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 周墓重要特点在于是西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有利反应，并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棺木依身份而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九重棺，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二重。在埋葬的时间，方位等方面也依次而有身份地位的区别。西周盛行宗族的公共墓地制，目的有公墓，邦墓之分。前者为王侯墓地，后者为家族墓地。可见，葬礼的等级是现实社会等级制度的延续。而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瓦解，诸侯士大夫等僭越权利，提高身份地位也以墓葬规模为重要表现形式。如当时诸侯丧葬墓中使用九鼎。 出土的春秋战国后期墓葬中，人数众多且尸骨残缺不全，部分还带有兵器残骸，可见当时战事频繁，死伤无数。 封建时期墓葬有一典型代表――长沙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因传为楚王马殷的墓地，故名马王堆。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的一大宝库。向我们珍贵的展示了汉及以前的珍贵历史资料。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更珍贵的是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R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巧之高超，天工巧夺。根据马王堆出土的绒圈锦的结构分析，当时织造工艺上已经实用分租的提花束综装置和双经轴机械。由此可见，西汉不仅已使用提花机，而且提花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同时，汉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帛品。还有彩俑、乐器、兵器、印章、帛书等珍品。丰富陪葬物足可反映出西汉手 工艺技艺的高度发达和西汉时期对死者的尊重。 由于中国墓葬包容了皇权、等级、亲情、为了后代繁昌、凝聚民族情感诸种复杂因素，呈现出它的多元特征，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为此， 我认为中国古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倒影，可以称之地下文物仓库、地下博物馆。如今，我们通过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墓葬、葬具、葬式等等的发掘和考查，不仅可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氏族部落，各个朝代的埋葬习俗、埋葬制度、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墓葬时代和人种学诸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对研究民族学、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建筑、医学、科技、习俗、宗教、对外交流等重大问题，找到极具价值的实物实证。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及意义之所在。也是中华古文化传承发展意义之所在。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13.7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