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石刻隶书笔法结体章法特征？

东汉石刻隶书笔法结体章法特征？

隶书的空间布白非常整齐，基本是以整饬的空间呈现，外部的整齐和内部的整齐互为关系，形成一种博大的张力，呈现出汉碑的庙堂之气。秦代篆书讲究对称，楷书讲究参差，而隶书则介乎其间。

如《鲜于璜碑》中“业”字的四横，呈现由短到长的递增；《石门颂》中“注”字的四横也是由短到长的递增；《曹全碑》中的“亲”字左侧四横呈现梯形状；《衡方碑》中的“闇”字内部“音”有空间的秩序感，两边的留白非常齐整。

秦兵马俑与汉代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风格的异同？

现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倒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是――马踏匈奴石刻。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略者践踏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就是告戒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我们知道秦兵马俑这支带有真刀真枪的千军万马，是在2000 多年前埋到地下的，其中有些青铜剑出土时非但一点没有锈，而且还是闪闪发亮。经测定，它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并含有十几种稀有元素，所以其剑坚硬锋利，富有弹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登峰造极之境地。剑的表面经过铬化处理，所以闪闪发亮，这种工艺，1937年德国才发明，1950年美国才掌握。

关于秦兵马俑的烧制工艺也令今人难以置信。我们知道，高大的兵马俑重300千克至500千克，烧制温度在900‘C至1200C，烧成后比原件要收缩5％以上，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陶涌、陶马却无一件出现裂纹和变形。据说，如今的工艺师们曾想复制一匹原大的陶马，却一直没有成功。另外，人们对秦兵马俑的色彩成份进行了分析，其中发现紫色的成份是硅酸铜钡，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从未发现过，人工合成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功，应用则在90年代才开始，不知当时这种紫色是如何制成的。

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以写实为其特色，他们有的虎目圆睁，有的凝目若思，有的英武剽悍，有的雄姿英发，指挥员的沉毅、冷峻、多谋，战士的威武、刚烈、纯朴、豪爽，每个细部都刻划得逼真人微。战袍扣子都各式各样，发式千姿百态，铠甲编缓不一。陶马更是细致至极，个个腰肥体壮，劲健有力，把优马良种的特征和准备迎接战斗的姿态都表现得十分完美。

再从秦始皇陵西侧20米处出上的两乘大型铜车马来看，其铸造艺术卓然超群，例如这一大型铜车马的车盖乃是一个超薄、超大、超长的大型工件，可是它居然是一次浇铸而成的，真难以使人置信。另外又以马的颈饰为例，它是将金银管相间排列焊接而成，如用肉眼进行察看根本看不出其有任何接缝，甚至在24倍放大镜下，也才仅见某些焊缝。不知在两千多年前这一技术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再从出土文物的数量来看，秦兵马俑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多彩。据粗略统计，三个坑共出土陶涌7000余件、陶马4000余匹、战车100余乘、兵器数十万件，如此巨大的量乃是非常惊人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秦俑的艺术特色

它不但是个丰富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也是一个雕塑艺术宝库。数以千计的高大兵马俑群，其规模的宏伟和气势的磅礴，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十分罕见；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又具有经久的感人魅力。显示了七国古代雕塑艺术至秦代已达到了成熟的发展阶段，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奇峰。它具有中国民族的独特风格，表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才能，其成就如下：

第一，秦俑的写实作风。大、多、真。它是秦国军队的真实写照，显示了秦俑作者对生活洞察的深邃和写实技艺的卓越。秦俑的写实风格，具体来说就是模拟实物。它模拟军阵的编列，创造了由左、中、右三军和一个指挥部组成的军阵体系这样宏大的构图。俑坑出土的各类武士俑，其身材的高矮、胖瘦，以及面型、须发的样式等，在刻划上都十分严格认真。秦国的军队主要来源于关中地区的秦人，同时也包括其他地区人的成份，这是历史的真实。秦俑的服饰、甲衣等，从腰间系的革带和带钩、头上束发用的发带，以及发髻、发辫，腿部扎的行滕、胫缴，以及靴、履等细节，刻划得都是一丝不苟。追求逼肖实物成为塑造俑的指导思想，是它在艺术表现的一个突出特征，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的意志是分不开的。秦俑的写实风格和当时时代风格是具有一致性的。除秦俑这个巨型群塑外，还发现秦代的一切塑雕艺术品，都以宏伟、巨大为突出特征。如铸中二个铜人、陵上的两件玉麒麟。（头高一又三尺，2.99米）。渭桥的大力士孟贲像。这些和秦的宫殿建筑的风格、气氛、气势是一致的。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雕塑艺术，它反映了一定的时代，它是时代的产物。

第二，秦俑的形象塑造。秦俑具有肖像雕塑的特征。在形象的塑造上，却又不是自然主义的摹拟真人实物。它是经过提炼概括后的艺术形象。例如对人物的塑造，手法洗炼，不作繁琐的雕饰仅求其形似。它所注重的是精炼地表现大貌。为了使形象生动、传神都作了必要的艺术夸张和重点刻划。秦俑造型一般都表现了对象的体、量、形、质等各个方面。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形体结构的一般比例和形体结构的一般规律。如粗壮的躯干与粗壮的四肢和大头阔面相配，高大的身躯与长长的四肢，长方面庞相配、瘦小的身材与窄长的“目”字面形相配等等，除个别者外，一般都配搭得很适宜、自然，比例大体合度。秦俑的造型，把外部形体与内在精神、气质熔为一体体现了“形具而神生”的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秦俑的造型，不仅能比较成功把握整体，而且也注意到细节刻划。在技法上是把园雕、浮雕、线刻有机地结合。大的立体形象用堆、塑的方法作成园雕，以表现形象的体、量、形，至于塑像上的装饰、细节、细部则用堆、捏、贴等方法作成浮雕效果；立体形象的细部，特别是面部则往往用刻、画的线来表现，这对于表现细部和细节有很好的效果。

第三，秦俑的神态刻划。秦俑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它塑造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个性的多种人物典型。为了表现不同身份，不仅从服饰上着力，而且更从神态、气度上加以刻划，对不同的人，又都有不同的表现重点。如将军俑的形象，似通过神态、衣着表现其“非凡”和威严、肃穆。当然，这是将军俑的共性。除共性外，还有其个性特征。如有的就显得温文而风雅，有的则成熟老练而持重；有的旨在表现其威武、刚毅。

第四，秦俑的彩绘。我们看到的陶俑，陶马都呈青灰色，这是陶质的颜色，已非原色，原来秦俑全部经过彩绘的。从发掘的颜色看，种类有朱、红、紫、淡红、深绿、粉绿、深紫、粉紫、蓝、粉蓝、黄、桔黄、黑、白、赫等色，经化验，颜料都是矿物质。敷色的方法，是先涂一层明胶作底，然后彩绘、涂染。大部分部位是涂一层色，面、手、足等部位多为二层色。秦俑着色的特点一是色调明快、绚丽。二是连用强烈的对比色。如红色上衣，下配绿色或粉紫或粉蓝色下衣；绿 衣，下配红色或粉紫色裤；赭黑色甲片配着白色或朱红色甲钉、朱红色甲带。这就更显得色彩鲜明，使军队的阵容威武而雄壮。绘彩一般平涂，彩色上显不出浓淡、阴阳的变化，但一号坑陶马上有涂枣红色、深绿色区别。可见连用颜色来表明暗、凹凸层次变化的问题，它是晕染法的先驱。

霍去病墓底部南北长 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 8米，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象生14件，其中有 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 短口鱼、长口鱼、獭、 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 1.9 米，高 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蹙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

1956年在霍去病墓前设置茂陵文物保管所，1957年把露天石雕移置在墓前新建的两廊内。1979年茂陵文物管理所改为茂陵博物馆。

霍去病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北1公里,为茂陵陪葬墓之一。现存石刻有马踏匈奴、 石人、卧马、跃马、卧牛、伏虎、卧象、蟾、蛙、野猪、怪兽食羊、野人搏熊及二件鱼等共16件，散置于封土上，以象征祁连山的自然环境。马踏匈奴高1.68米，长1.9米， 表现肃立的战马踏倒仰卧在地、手持弓箭作垂死挣扎的敌人，象征性地歌颂霍去病的战功。这一构思成为这组石刻的主题。其余石刻，以夸张的手法生动地表现出各种动物在活动中的不同神态，如跃马(高1.5米,长2.4米)突然跃起的动作,卧马(高1.14米,长2.6米)即将起立的瞬间, 卧牛(长2.6米，宽1.6米)、卧象(高0.58米,长1.89米)的安详,卧虎（长2.4米,宽0.84米）的警觉等。另一部分石刻，如怪兽食羊（长2.74米，宽2.15米）、野人搏熊（高2.27米，宽1.72米）等则象征祁连山上出没的神异动物，从而烘托了将士远征的艰辛。石刻采用巨石雕凿，并施以浮雕与线刻的手法。一部分则是利用天然石块的自然形态稍事加工，突出表现动物形体的主要特征,富于生命力。风格古朴稚拙,气魄深沉雄大,为汉代大型石刻的优秀代表作。石刻群中,有两件分别刻有“左司空”官署与“平原乐陵□伯□造”的题铭，说明为当时官罕工匠所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