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挖掘黄陵，万历皇帝和两位妃子的尸骨是怎么处理的？

国家挖掘黄陵，万历皇帝和两位妃子的尸骨是怎么处理的？

今天就说一下定陵墓主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与他的两位皇后共同埋葬在一起，他们的陵墓被称作定陵。定陵的挖掘时间是1956年到1957年期间，这座皇陵是明朝十三陵中首个被打开的陵墓，但是它的结局却是众多古代陵墓中最悲惨的。

动工发掘是1956年，在1958年时，正式宣布“定陵打开”。因为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皇帝尸骨被烧光，再加上那时候的技术有限，导致定陵开启后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陪葬的文物以及墓主的尸骨一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被快速的腐化。就连当是质地坚硬，历经风雨仍然保存完好的棺木也被推下山崖，化为灰烬，除此之外，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身也被当时的人们烧光了了，要知道这在古代可是非常忌讳的。

历史学家发现万历皇帝有些残疾，脚是有点跛。这样看来，当时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就是因为这个。百姓认为万历皇帝好吃懒做，不务朝政可真是大大的冤枉啊！死后百年还要被人们火花尸身，真是让人唏嘘啊。

黄陵的开发损失惨重。让当时的科学家，历史学家有了很大的思考，为后来的皇家陵墓开发有更深一步的思考，保护遗产，保护尸体都有很大的进步。历史在进步，过失带来的是智者的完美。

那个时候挖掘技术不发达，万历皇帝和两位妃子被挖出来后，据消息流传，尸骨是被烧了。

处理方式肯定不是我们小老百姓知道了，官方的回复无非就是已经妥善安置，最大的可能就是放在历史博物馆

万历皇帝的尸骨应该已经不在了。一种说法是文革期间，被当时的人拖出来烧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开陵的时候自然风化了。

应该是秘密保存吧，也有可能是对古尸进行火葬了，这些事情只有内部人员才能知晓了。

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墓室结构为什么结构

定陵玄宫（明代称地宫为“玄宫”或“玄寝”，墓主的梓宫所在，为陵寝建筑的核心部分）的建制可用“五室三隧”概括。

“五室”即玄宫的殿室共有五座组合而成。其中，后室又称后殿，为玄宫主室（明代文献称之为“皇堂”），平面做横向长方形。室内面宽30.1米，进深9.1米，顶高9.5米。顶部为横向的条石拱券，断面呈尖顶，两弧相交的“锅底券”形制。室内地面铺砌着打磨平整的正方形花斑石石板，里侧居中的部位设有宝座（棺床）一座，宝座之上铺砌同地面一样的花斑石，周围以汉白玉石镶边，做须弥座形。宝座中央部位留有左右长0.4米，前后宽0.2米的方孔，内实黄土，是风水术中所讲的“金井”。宝座上陈设着帝后的棺椁及随葬器物箱。神宗皇帝的棺材居中，覆金井之上，孝端、孝靖两后棺材分置左右。随葬器物箱多置宝座两端。

中室，又称中殿，位于后室之前。它与前，后，左，右四室相通，在五室中处于枢纽地位。室内平面作纵向长方形，面宽6米，进深32米，室顶高7.2米 ，为纵向的条石拱券结构。室内地面铺砌细料方砖。西部陈设着一帝二后的神座、五供和长明灯。神座，白石雕刻而成，制如帝后生前所用的御座。皇帝的靠背之上雕有四个龙头，背后雕一整龙，龙头伸向靠背前作戏珠状，靠背内侧，浮雕的宝珠两侧雕饰龙纹。两侧扶手之上也各雕龙头。扶手内外两侧及靠背的外侧则均雕云纹。皇后的神座式同皇帝神座，但靠背及扶手上各雕凤头，靠背内侧也雕饰凤纹，两扶手内侧则雕龙纹，其余部分同皇帝神座一样。五供均为黄色琉璃制品，帝后各一套，分置神座之前。每套各有香炉一个，烛台两个，花瓶两个，分置白石座上。还有长明灯，又称万年灯，均以高和口径为0.7米的青花云龙大瓷缸为灯具，上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缸内储油，油面有铜制圆漂一个，内置灯芯。

前室又称前殿，平面亦做纵向长方形，顶高面宽尺度及起券形式、地面铺砖均同中室，不同的是进深为20米，且室内无任何陈设。

左右室，又称左右配殿或侧穴，对称的设于中室两侧。平面均做横向长方形，面宽各26米，进深各7米，顶高各7.4米，券顶同前、中、后三室。室内地面各铺青白石石板，里侧各设宝座（棺床）一座。宝座形制亦为白石须弥座镶边，长17.4米，宽3.7米，高0.4米。宝座上部平铺方砖，中部亦各设一金井。室内无陈设。

“三隧”，是指该玄宫共设有三条隧道，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据发掘资料记载，这条隧道分为砖石两段。从宝城右侧的隧道门至明楼后这一段，为砖隧道。砖隧道的尽端终止于一道略呈弧形，有四层城砖砌成的矮墙。由矮墙往里，对着玄宫不远的地方为石隧道的起始处。石隧道的走向通往玄宫前殿，其两侧墙壁，除接近金刚墙部分用城砖垒砌外，均以花斑石砌成，且随着隧道的逐步加深，由一层最后递增至十七层之多。石隧道总长为40米，宽8米。

左右配殿的隧道，即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其全程走向虽因未经全面发掘而不能详知，但从已发掘的局部情况看，其与左右两室相接的部分情况与主隧道和前室相接之处的做法却基本相同：都有保护石门的砖券顶的“隧道券”，且隧道券的外侧都有横截于隧道之前的“金刚墙”。

三、十三陵与“九重法宫”

明十三陵中，长陵至昭陵九陵的玄宫未经发掘，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根据文献资料所记，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理由如下：

首先，陵寝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恪守祖制”、“法先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定陵为明朝中后期的陵墓建筑，其玄宫制度自然应源自其先前九陵的玄宫制度，也就是说，九陵的玄宫制度应与定陵的大体相同，至少相去不远。

最重要的是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而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明长陵及明永陵等的玄宫制度也是按照明朝皇帝所居的皇帝内廷建筑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有史料以下为证：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记，嘉靖十五（1536）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在讨论永陵的营建时，曾对辅臣李时、夏言等说：“寿宫规制宜逊避族陵（指长陵）‚节省财力，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止，工力甚巨，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但大臣们对世宗皇帝一心要仿造长陵建造寿宫的真正用意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卜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它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大臣们的意见得到了世宗皇帝的同意，传旨“俱如拟‚其未尽事宜，俟朕亲往决之”。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长陵的地下宫殿是仿造九重法宫建造的。永陵的建造，大臣们的建议虽称“稍存其制”‚实则是一种文饰之词，真正的意图却是仍仿九重法宫建造。

那么什么是九重法宫呢？

“法宫”一词见于《前汉书•晁错传》：“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魏人如淳谓：“法宫，路寝正殿也。”又，清经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道录》中则又称：“明堂天法，故曰法宫。”可见古代法宫最初所指是帝王日常所居的宫室建筑路寝，或天子朝诸侯，享上帝，临朔布政的礼制性建筑明堂。

明朝时的法宫，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可指皇帝日常所居的乾清宫，也可指皇帝内廷或整个皇宫建筑。如，《明臣奏议》卷十三辑正德九年（1514年）张原《时政疏》由这样的话：“伏望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思天下仰赖之广，体圣贤善治之言，尊皇祖垂世之训，身居法宫，尊严简出……。”这里的法宫是概指整个皇宫建筑。又，《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五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而法宫严寝一时灰烬。”则这里的法宫有泛指皇宫内廷建筑或乾清宫。而前所述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与皇宫内廷建筑布局的妙合关系，正是定陵玄宫遵从长、永等陵祖制仿明代九重法宫建造的有利诠释。

四、九宫图与玄宫设计

明代的九重法宫乃至地下玄宫之所以会采用具备前、中、后、左、右五个方位的殿室格局进行规划和设计，是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文化源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具备这五个方位的建筑群绘制成平面图，将他们放在网格之中，就会发现他们所构成的图案原来正是在我国起源甚古，并曾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观念的“九宫”图案。

“九宫”图案，即今人所称的“九宫格”，由纵横各为“三”数的方形网格组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周时代，就已是人们心目中一种极为神圣的图式。尽管那时“九宫”这种名称还没有出现，但“大而分周，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却已是史家公认的史实。存世的先秦著作中，记有九畿[1]、九野[2]、明堂九室[3]、以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系列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布局图案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先秦著作之一的《易纬乾凿度》则进而将这一图式加以神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数理及哲学含义， 于是这一图式又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运行规律（包括事物发展规律），亦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认为在《易经》中，天地阴阳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合等于十五的发展变化关系（郑玄注《易》，五为天数，十为地数，合为十五。又，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老少阴阳相合亦各为十五，）是“道”亦即宇宙规律的体现。所以，太一神（又作太乙神，天地之别称，为天神中最尊者）“取其数以行九宫”，留下了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均得十五的“太一九宫图”。此图中宫为太一神所居，余八宫为八卦神所居，于是九宫图式又以神话的方式被赋予了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八卦”含义。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吧。

此外，后世儒家绘制的河图洛书也是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图案。

河图洛书，见载于《尚书•顾命》、《论语》、《礼记•礼运》、《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他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认为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于是伏羲氏据图画成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禹因此第之以成九类，即《洪范》中的九畴。还有些儒家认为河图洛书同出自伏羲氏时。总之，说法不一，亦无图样传世。

到了宋朝，儒家们始考据出如下两种有关河图洛书的图案：一种，据《大戴礼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将从一至九的九个数字（奇数用白点表示，偶数用墨点表示）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位于中”的方式排列，式同太一九宫图；另一种据《易•系辞》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将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同样以黑白点表示）按照“六一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的方式排列，融入了哲学中的“五行”含义。

这两种图式，儒家们有的以九为洛书，十为河图，也有的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说法不一。但就图案的构成而言，却均未能脱离九宫图案的模式，只不过从一到十的图案只是占据于九宫中四正及中央五个方向之宫罢了。

九宫图式的运用在我国古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图案所蕴含的内容又如此神秘，可见，力主尊儒复礼的明朝统治者将它奉若圭臬，以它作为皇城，皇室，乃至陵寝等重要建筑规划设计所遵从的神圣模式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