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李叔同感人之处？

      民国多奇士。弘一法师（1880～1942），在俗时的名字叫李叔同，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年自号晚晴老人，又号二一老人。因弘扬南山律宗，弘一法师被佛教界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中国百年的文化史中，李叔同是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最早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是整个学术界神一般的存在。多年后，朴树在翻唱《送别》时说：“如果这是我写出来的歌词，让我当场死在这儿都可以…”

他出身富贵人家，风情、才华与万丈红尘齐高，他有报国之心，亦在艺术道路上，走出了千万人难以走出的幽境。然而，就在38岁那年，他毅然斩断红尘，行舟渡河，来到了孤独深寂的佛门之中，从此再也不过问凡尘。

此后，人们只能通过他的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字不断揣测他的内心。然而如此深邃的灵魂，真的能够被人们看清吗？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故居李宅。祖父李锐，经营盐业与银线业。父亲李世珍，官至吏部主事，后辞官继承家业成为津门巨富。虽然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李叔同却是父亲68岁时与小妾所生，因为庶出，5岁丧父后，在家中的地位就不同于往日。大约从这时起，内心敏锐的李叔同，就深深感到一种人生的孤零。加之家族教育极其严苛，令其更加敏感。

那时，家中有好些个佛教徒，他小小年纪跟着念诵《大悲咒》，在心中埋下了佛根。李家家学甚厚，他8岁读四书五经，学书法、金石，13岁习训诂、攻历朝书法，便有名气。15岁那年，一口吟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可见在少年李叔同的心中，已有了对人世繁华苍凉的思考，其早熟之心远远超过了同龄人。

从那时起，他对“正学”已不大热心，对唱戏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常去戏园，不但听，还亲自登台演唱。彼时，他颇为欣赏伶人杨翠喜，天天给她捧场，夜间送其回家。这段少年之恋，或许是他的情窦初开。然而杨翠喜后来被卖入官家，几经周折，又嫁做商人妇。李叔同的痴情，化作一片惆怅。那份人世的凄零感，又平添几许。

18岁时，母亲为他做主，聘娶经营茶叶生意的俞家之女。但对于这个女子，他毫无感情。哥哥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其置家，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拿到这笔钱，李叔同多半用于艺术。首先就给自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那时的他，早已饱读诗书，在情感得不到慰藉时，便心向文艺，大量接触了当时的西方艺术。又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一腔热血，力图思变，奋起中华。

维新变法时，他整个人无比兴奋，到处与人鼓吹新说，政治热情极高，并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师”。回看他20岁的诗文，写道：“间尝审时度世，窃叹我中国以仁厚之朝，而出洋之臣，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然而变法失败，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随后带着母亲妻子避祸上海，以少东家身份支取极高的生活费用。国事的衰败，又让他的理想蒙上阴影，无处发泄的李叔同整日苦闷，就更加沉迷于声色犬马，柳巷花间。

当时他才华横溢，很快就与名士往来。作为富家子弟，他出手无比阔绰，开始跟一众文人雅士，过起五光十色的生活。

20岁时，他迁居好友，许幻园家“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让他感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感受的人世繁华，凡尘俗世里的那些荒唐、绚烂、黯败，一并揉在一起，被他吞下。

这是他在红尘中翻江倒海的年华，也是他一生最迷惘的时期。还将《诗经》等古文填词在西洋音乐里，成为流传广泛的歌曲。他精通书法篆刻，和上海书画界名家，成立书画公会，合办《书画报》。

喜欢听戏，亲自粉墨登台唱《黄天霸》，从老生唱到武生，诗酒癫狂，非常孤傲。

就在他年少意气，滚滚红尘路上倍感踟蹰时，25岁的李叔同又遭遇变故：年仅46岁的生母辞世。母亲临终时，他上街置办棺木，未能亲自送终，成为一生的遗憾。等送灵柩回津，兄长坚持“外丧不进门”。原本对旧制度极为抵触的他，登时决定用新仪为母亲举办丧礼。葬礼当天400人穿着黑衣，李叔同自己在灵堂用钢琴伴奏，并请儿童合唱他创作的哀歌。安葬完母亲，他极为失落。

在维新之时，他原本有激进思想，期望革掉大清朝的命。而在颓丧之际，他看遍中国乱象，深觉启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唯有艺术才能开启民智。在人生的反思中，他选择了留学，去日本专攻美术，辅修音乐。

在日本读书时，李叔同十分勤勉，惜时如金。除了约定时间，绝不会客。有一次约欧阳予倩八点见面，对方只迟到了五分钟，他打开窗户说：“今天你已经来迟了，现在我没有时间，改天再约吧。”正是在这种严格自律的修为中，他在音乐、美术上精研日深。他精通西洋乐器，画一手漂亮油画，连当地媒体听说他，也要登门采访。在名为《清国人有志洋画》的报道中，日本人形容他“身材魁梧”“语调平和”，看了他的作品，赞其“笔致潇洒”。

除了绘画和音乐，他对戏剧也产生了激情。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他和曾孝谷成立了戏剧社团“春柳社”，第一次公演《茶花女》，轰动一时。日本戏剧权威松居松翁，在现场看了这次表演，她惊叹李叔同扮演的女主角“优美婉丽”，远超本国的俳优，不觉兴奋地跑到后台，找李叔同握手致敬。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

1911年4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到高等工业学院任图画教员。次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到上海任《太平洋报》文艺版主编，并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这时他深刻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觉得只有用艺术之美，才能改造国民，革除旧封建的糟粕。

对于那个风云激荡的社会而言，这已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他要的不是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而是让艺术本身的光芒，来唤醒人们心中的人性乃至神性。

他讲课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前，会提前板书，且对所有学生都富有耐心。有时遇到学生上课看杂书，他并不当场点名，而是等下课后，轻声而严肃地让他留下：“你若是想上课，就不要看闲书，如果想看闲书，下次就出去看吧。”说完，微微鞠上一躬，臊得学生不敢再犯。

当时他的好友夏丏尊曾说，“叔同教学生，没有学生不尊敬，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佛菩萨有光，学生看了，打心底里敬畏，就是不提醒，学生也自用功。

在浙江一师六年，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带学生在艺术中遨游徜徉。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中国有了一批音乐美术领域的人才，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漫画家丰子恺。因为发现丰子恺天赋过人，他对这个学生极尽爱护。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其他老师都默不吭声，李叔同当即站出来：“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如果因为一次犯错葬送前途，将是我们国家的损失，若能宽恕，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

事情平息后，李叔同把丰子恺叫来，捧出《人谱》一书，教育道：“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丰子恺默然不语，李叔同说：“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丰子恺谨记李叔同的教诲，奉行终生，终成一代大家。对于恩师，他一生充满敬重之情，答应与他合著《护生画集》。此后三十年间，不管世情如何变迁，哪怕山河破碎，浩劫当头，他都谨守承诺。内乱时，丰子恺身心俱损，仍秘密绘制。

1978年，这份遗稿几经磨难，终于重见天日，实现两人遗愿，成为文化史上凄苦的佳话。

另一位学生刘志平，留学日本时经济十分困难。当时李叔同已有遁世之意，为了资助这位学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不求其偿还，并叮嘱不可告诉他人，直至刘志平学成才停止资助。为此，他甚至推迟出家时间半年之久。

这样的恩情，刘志平毕生难忘，在李叔同出家时，便全力供养恩师。李叔同知道他没有积蓄，常寄字画。刘志平知道这些字画的珍贵，哪里敢拿出来变卖换钱？

抗战时期，刘志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本人重重封锁，将它们安全运出上海，即便是摆摊糊口，也绝不出售。孔祥熙得知此事，曾花重金收买，被他断然拒绝。十年内乱时期，他差点被打死，也要保住恩师的墨宝。直到2000年，其子刘雪阳，将他用性命保存的159件作品捐给政府，这才留住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无论是丰子恺还是刘志平，皆可看出李叔同的师表之风。他坚信，美育不但可以通达艺术，最主要的，是能够浸润灵魂，让一个人拥有更高尚的人格。

教书那几年，是李叔同一生之中，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这和当初那个“纨绔子弟”相比，已经是判若两人。此外，或许是身世沉浮之感，对于人生无常、生命倏忽、红尘飘荡，他越发有了深刻体验，每每下笔，都是素淡怅怜，正在这期间，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送别》。从这其中，便不难窥见他当时的心境，一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让飘零、无常跃然纸上。

1915年的秋天，他和夏丏尊闲聊时，突然听闻了断食一事，据说可以治疗疾病，更新身心。夏丏尊没放在心上，他却听了进去。

第二年就去虎跑寺断食20天。在这里，他看到了僧侣的生活，竟然十分向往，深有脱胎换骨之感。回校之后，他已经变了个人，开始吃素、读经、供佛。

1918年6月30日晚，在处理完一些琐事之后，李叔同便把丰子恺等学生叫来，告诉他们说：“我要入山出家。”他让学生拿走自己的书籍和家什，自己只留了最简陋的生活用品。

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听闻他要出家的消息，日本妻子赶来，“你出家我怎么办？为什么要我回日本？”

李叔同只把手表留给她作纪念：“你有医术，想必回国生存不难。”

说罢，在茫茫白雾间乘舟而去，妻子在身后失声痛哭，他却头也不回。此后24年间，再未与妻儿相见。

消息一经放出，整个文化界为之震动。各种猜疑不绝耳语，流言四起。人们纷纷揣测他为何做此决定。有人说他是追求灵魂的更高归宿，有人说他是无力承受俗世给他的负担。但无论如何，盛名之下，李叔同遁入空门，令当世者唏嘘不已。

其实，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就透露出了这种向佛的根由。父亲的死，生母的地位，早熟的思悟，年少时看过的红尘浮象，人生悲苦，在他穿破了艺术一层又一层的至高境界后，仍旧无法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安稳的落处。在历经断食，目睹僧侣生活后，他便将身心寄托在佛法上，想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剩下的只有弘一法师。剃度之后，他苦心研习佛法，钻研《四分律》和《南山律》，花四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始至终，弘一法师以戒为师，每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他衣不过三，寒冬也只一件百衲衣，一双僧鞋，穿了几十年。凡四体琐事，洗衣缝补，全部亲自动手。

弘一法师在出家的最初五年里，云游四方，到过许多寺院。在他俗界朋友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了一个苦行僧。在弘一法师同时代的僧人中，他最崇拜的是“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的印光法师。

弘一法师从内心里盼望自己能成为印光法师的弟子，但当时印光法师不蓄剃度弟子。后来在弘一的再三竭诚哀恳下大师才破例收他为弟子，以结法缘。弘一大师完全尊承了印光大师习劳、惜福、注意因果、专心念佛等戒律，并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加以实行。

弘一法师云游暂住宁波七塔寺时，恰巧遇到在俗时的挚友夏丏尊在此地一所中学兼课。夏丏尊前往小旅馆拜望，他看到弘一大师和几十个游方僧人皆睡一个统铺，铺内还时有臭虫爬出。夏丏尊不忍老朋友在此遭罪，坚请弘一到白马湖住几日。盛情难却，弘一大师便答应了。

夏丏尊发现，弘一法师的行李十分简单，一个铺盖还是用破席子包着的。到了白马湖，夏丏尊把他安排在春社住下。只见弘一法师亲自把铺盖打开，将破旧的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又把衣服卷了几件充作枕头，最后取出一块又黑又破的毛巾从容地走到湖边去洗脸。

夏丏尊实在不忍心，就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

“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差不多。”弘一法师说此话时，特意把毛巾又珍重地张开来给夏丏尊看，意思是并不十分破旧。

中午之前夏丏尊把饭和两碗素菜送去，弘一法师吃饭时，夏丏尊就在他旁边陪着。这菜无非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家常素菜，可弘一法师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尤其是当他用筷子郑重地夹起一块萝卜时的那种惜福的神情，令夏丏尊几乎要流下泪水。

弘一法师以苦行僧姿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皈依佛门苦心修行的二十多年里，每逢荒年，在俗时的挚友、出家后结缘的居士，怕他道粮不足忍饥挨饿，常施他供养之资，对此，他都坚辞不受，都原数退回。

实在无法退回的，或是刊印佛经，或是周济僧众，从不自己享用。他早已识富贵如浮云，将形寿为梦幻。

正如他写的歌曲《世梦》所云：“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庄生梦蝴蝶，孔子梦周公，梦时固是梦，醒时何非梦？”

佛法是心法，是净除我们的妄念和烦恼，弘一大师凡事认真，律己甚严，能时时刻刻观照当下，把握当下，定慧等持。

弘一大师晚年除了苦心修行外，还不辞劳苦，四处弘法倡佛、授业讲经，闽南很多寺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为弘扬佛法，他可以置生死于不顾。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众人劝他避难，他却集众演讲，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每次开讲时，后面的墙壁上，都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在弘一法师看来，以佛之觉悟普度众生，激励僧俗两界一同奋起救国，即便牺牲一切，舍命不辞。难怪在当时，只要提到弘一法师的大名，再是狂狷疏傲之人，也只能静目仰视。

鲁迅得到他的书法，自称“幸甚！”

林语堂说：“他是最有才华的天才，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人。”

张爱玲说：“我从来不是高傲的人，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1942年中秋过后，弘一大师自感病势已重，手书二偈与诸友告别，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九月初四晚8时，弘一大师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右肋而卧，安详示寂。荼毗后留下舍利一千八余颗，舍利块五六百颗，于泉州清源山西弥陀岩及杭州虎跑定慧寺建塔供奉。

圆寂之前，弘一法师留下绝笔，那是令僧俗弟子无比感怀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他这一生，横跨两个世界，红尘之中，他是令人仰止的天才，看尽人间繁华，韵极风流；遁入空门，他又一心向佛，以清朗的佛光宽慰众生之苦。他尝尽人世的悲欢，只想做一个时时像人的人。

俞平伯曾如是说道：“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然而何止是像？

他一生追求，乃是一个“真”字。因真而公子翩翩，因真而高僧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