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罪盖棺犹未定出自哪里？

功罪盖棺犹未定出自哪里？

出自章士钊的《评戴笠》。原挽联是“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功罪盖棺需论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是非留在后人评”。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农[1]，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戴笠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怎样投其所好？

李莲英绝活得宠

说到“技”，清朝的李莲英更突出，这个晚清的太监早年也是一个泼皮无赖，后来自阉入宫。那皇宫中阉了的男人不计其数，这李莲英何以跻身权贵呢?靠的是梳头的技术。

李莲英出身贫寒，自幼丧父，经同乡太监沈玉兰介绍进宫当了太监。李莲英进宫时，已经超过了16岁，而且长得粗丑不堪。按理他是不可能接近慈禧太后的，但他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西太后最喜欢梳一些流行的发式，那些梳发的太监没有一个让太后满意。西太后又怕头发落，太监每梳掉一根头发，就要被打一鞭子，梳发太监天天垂头丧气。

李莲英知道后，心想：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不声不响的溜出皇宫，往妓院跑，他当然不是去嫖妓，他是向妓女们学习梳头的功夫。妓女们个个是梳头的能手，李莲英嘴甜手巧，又肯送钱，不到一月，他就掌握了事关他一生飞黄腾达的手艺。

回来后，他自荐给慈禧太后梳头。梳头的太监总管听说他是梳头高手，如同找到救星一般。李莲英果然不同凡响，第一天当班，他就为西太后梳了一个时髦的妓女发式，赢得了慈禧欢心。不久，就成了西太后梳头的专门太监。

李莲英摸准了西太后的心理，梳头时，还不时讲些笑话分散其注意力，把梳掉的头发悄悄装进自己的袖子中。他梳的头发既好看、又不掉发，深得慈禧太后喜爱。

就这样，李莲英靠梳头发当上了皇宫内务府大总管。由于很受慈禧宠爱，那些王公贵族、一品大臣都要同他交好。

别看这小小技术，只要上司爱好，就能独步青云，爬上权力的顶峰。

上司并非奥林匹斯山众神，坚不可摧。就如同古罗马废墟上的那尊两面神，非理性因素常常在他们抑制之外偶然闪现，故聪明的人应该看到这一点，适时的把握住，让它成为登云梯，垫脚石……李莲英之辈将此道修炼得炉火纯青。他利用女人的爱美之心，在老佛爷头上大做文章。顾盼镜中，云鬓缤纷的老太婆醉心于自己的风韵犹存。被李莲英一片忠心天天“梳”在头上的老佛爷，怎能不对他另眼相看?

亦步亦趋戴雨农

在官场里，很少有“甘为人下”者。然而，在层层的官僚机构中，每个部门都只能有一个“一把手”，绝大多数人注定只能做小人物。所以，即便不甘为人下，也只好甘为人下，或者说“暂时”甘为人下。

暂时甘为人下者称：“大丈夫能屈能伸”；甘为人下者也自有说辞：“甘愿追随左右”。前者往往是“成者为王败者寇，”后者却往往由于“没有野心”，而随上司同步同趋。

民国官场中的戴笠便是甘愿做“小人物”的一个典型。

戴笠本名戴春风，字子佩，1896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仙霞乡。1925年进黄埔军校时改名为戴笠。发迹以后，为保高官厚禄，他相信算卦，请人算了几次都说他命中缺水，因此起字为“雨农”。

戴笠追随蒋介石二十余年，一直从事特务工作，被其信徒称为“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

戴笠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始于1927年。这年6月，戴笠在黄埔军校骑兵营时，因借伙食采购之便贪污公款，引起同学公愤，被开除学籍。戴笠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住在一个经营小生意的表哥张冠家里，晚上睡在地板上，还常遭表嫂的白眼。

8月13日，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通电下野，回奉化慈溪小住后，抵达上海，准备赴日。戴笠听说蒋介石到了上海，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他每天都到蒋住所担任“警卫”并告诉蒋介石说：

“我是‘校长’的学生，来‘保卫’校长的安全。”

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十分感动，对戴笠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1月1日，蒋介石重新登台，恢复总司令职务后，戴笠便做了蒋介石的一名侍卫。这时戴笠开始搜集情报报呈蒋介石。蒋以其情报颇有价值，对戴也刮目相看了。亲自召见戴，并发给他活动费每月3000元，约定由机要秘书毛庆祥代转情报。

1931年12月，蒋介石再度下野回奉化溪口。戴笠秘密组织联络组，设总部于南京鸡苍鹅53号，继续为蒋介石提供情报。

1932年1日，蒋介石返南京后，即向戴笠交代任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掌握情报，并向他保举了6个人。

没想到戴笠却说：“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蒋介石奇怪地问：“为什么?”

戴笠立正身子说：“报告校长，情报工作本身不容易做好，您刚才所提的6个人中大多是我的老大哥，怕不好负责。”

蒋介石认定只有戴笠适合干这一行，便鼓励他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不能再推辞，当即回答：“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您是校长我是您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您是领袖，我是您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正是蒋介石的口头禅，戴笠很会讨其欢心。

3月初，中华民族复兴社正式成立，蒋介石任社长，下设中央委员会干事，有干事12人，候补干事3人，戴笠被列为干事。

4月1日，复兴社成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由此，戴笠开始组建正式的特务组织，以后迅速发迹。

1938年，蒋介石为加强特务活动，将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特务组织与复兴社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CC系为该局第一处；复兴系为第二处，处长戴笠。后来，二系分开，第二处扩大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对于军统局局长人选，蒋介石本意属戴笠。但又考虑到他资历浅，蒋怕一下超升，部下不服气，便指定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

从此，戴笠更是竭尽全力为蒋介石尽忠。在他的努力下，军统特务迅速渗透到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内政、军事、治安、交通各个领域，成为蒋介石洞悉各方最好的“耳目”和排斥、消灭异己势力最有力的“鹰犬”。

无孔不入、凌驾一切的军统特务，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内外各方人士的强烈不满。对此，戴笠十分清楚，他辩解说：

“一般反对党不满意我们，说中国要走向特务政治，走向独裁的道路。但我们看看，英国并非独裁国家，有没有特务?美国是民主先进国家，有没有特务?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各有各的特务，总统有总统的特务，这都是战时的必然现象。

中国是被压迫民族，是不是需要自卫?我们如果不能获得独立自由，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讲世界大同?我们在领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怕什么?我们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

世界各国的特务工作，归纳起，大概不外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一种是要巩固本身的政权。前者对外、后者对内。中国亦不例外。我们要拿这个工作来整顿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跟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指日本）赌输赢。中国的特务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使命任务之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根据领袖‘安内攘外’的政策要求来做的。而攘外尤其要先安内。

有人认为，‘特务工作是不择手段的，阴谋越多越好。’不!我们始终把握两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因此，我们立身行事，一定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可是今天弄得无立足之处，请问钱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又如亡清末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很有钱，后来给人家拿去做背景，写成《九尾龟》这部小说，遗臭万年。”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旨意，体验领袖苦心’。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日本之所以兴盛，就是他们每个公民‘忠君爱国’。……”

可见，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是戴笠一切行为的准则，只要是蒋介石的“旨意”，不论是侦查、绑架、审讯，还是搜捕、暗杀，都是“从事革命救国的工作”。而唯蒋是从也正是戴笠受蒋介石宠爱，步步高升的秘诀。

军统局成立不久，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戴笠被蒋介石定为“中央委员”。当蒋找他谈话时，他慌忙报告说：“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

蒋介石一听非常奇怪，问他：“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戴笠的嘴巴最能讨蒋的欢心，他回答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有望无望，入党不入党，绝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笑了起来，欣慰之余，立即挥笔写了一个条子：

“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戴笠接过纸条，满面感激之情，却坚决推辞说：“感谢校长栽培，雨农愿终身做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央高位请让给其他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荣幸。”

蒋介石在赞许中，没再勉强他。

后来，1946年国民党召开六大时，蒋介石又圈定他为中共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定的还有郑介民和唐纵，戴笠再次坚辞不做中委，而且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二人拉选票。

为什么这样做呢?戴笠告诉同仁说：“我为什么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否则的话，无声无臭，不识不知，何异于禽兽?”

其实，在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拥有几乎凌驾一切的庞大特务系统的戴笠，还有什么必要去做中央委员呢?推辞不就，这正是戴笠与众不同的精明之处。无怪郑介民当选后会对人说：

“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正由于蒋介石对戴笠和军统宠爱，所以官场中人对戴笠及其军统特务往往都心存几分畏惧。当然也有对他们“不客气”的。陈仪杀张超便是其中一例。

张超是戴笠的心腹，军统局福建站副站长，公开职务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组组长。此人自恃戴笠权势，暗中发展武装力量，妄想称霸福建，不把福建省主席放在眼里，对福建省的工作，经常唱对台戏。煽动民众反对浙人（陈仪是浙江人）主闽，甚至到处张贴传单，揭露陈仪有“十大罪状”。其中有条说陈仪老婆古月芳是日本佬，陈仪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有汉奸之嫌，号召福建民众行动起来，驱逐陈仪，实行“闽人治闽”。

陈仪忍无可忍，密令省警察局长李进德逮捕了张超，为防止戴笠闻讯营救，陈仪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不告知戴笠，直接请示蒋介石同意后，立即执行枪决!

戴笠救之不及，闻张超死讯，大怒失色。

军统要员被杀，颜面何存?他决心给张超报仇，即召毛人凤来商对策。

毛人凤对戴笠说：“陈仪杀张超，已跟我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但目前要想搞倒陈仪，我们还无能为力，眼下只有从陈仪的警察局长李进德头上先开刀。……且把枪决张超的责任全部压在李进德头上，你看如何?”

听完毛人凤的话，戴笠恨恨地说：“也只有如此，我马上要求校长电令陈仪用专机把李进德解押武汉，由我们审问严惩。待李一到武汉，立即扣人。”

戴笠随后便谒见蒋介石，向蒋呈上一份“报告”，诉说张超为军统服务一片丹心，竟含冤为李进德所杀，恳请蒋将李解押武汉，军法处置。

蒋介石收下报告，面对戴笠的自我哭诉，更加上宋美龄在一旁给戴笠帮腔，为了不让戴笠丢脸，应允了他。

然而，陈仪岂是任人摆布的无能之辈，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同然不敢违抗，提早已考虑到与军统局戴老板周旋，首先要保护李进德的安全，才能稳操胜券。在押送李的飞机起飞之前，陈仪即打电话给何应钦和张群，请何派专车将李接送到张群官邸，再由张群陪同李面呈蒋介石，澄清杀张超缘由。

武汉机场，戴笠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何应钦的专车将李进德载走。

戴笠正在责骂部下无能，蒋介石却派人将他召至眼前，迎头便骂：“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诉，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张超有什么冤?他在福建反陈主席，铁证如山。你简直卑鄙无耻!”

原来，蒋介石听了李进德的报告，又亲眼看过张超在福建发展武装势力、张贴反陈仪标语的证据，觉得戴笠的这个心腹的确是“胡为”，该惩治。

挨蒋介石骂是习以为常的，但这一次，戴笠屈从，他立即跪下，对蒋申辩道：

“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今天我如果是为了个人发财，跪在校长面前，可以说无耻。我今天跪在委座的面前，是为了请求委座给我们无辜被杀害的同志报仇!我们军统局的同志，为工作遭到不应有的牺牲，陈仪可以随便抓随便杀，若委座不给我们做主，以后我就无法再干下去了。我领导无方，现在请委座准于辞职!”

戴笠左一声校长，右一声委座，恃宠抗争，竟使蒋介石态度和缓下来。他对戴笠说：

“你想辞职吗?没有那么容易。你走了，我叫哪一位接替你呀?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接替你的人呢?起来，快快起来。”

谁知，戴笠却是一股傻劲，跪着死也不肯起来，又再次慷慨陈词道：

“报告校长，想校长必定还记得，24年（1935年），台湾沦于日本40周年国耻纪念日，日本人通过福州领事，向陈仪发出观礼请柬，陈仪收请柬后请示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作何处置，汪精卫指示他以考察为名，作地方外交，不代表中央，陈仪果然率队赴日，恭敬于日本天皇裕仁画像前，鞠躬、拍掌，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岂不是无耻?今天，陈仪又杀了张超，我请求校长做主，校长如果不答应，学生就跪着不起来了。”

出乎蒋介石意料，戴笠竟然牵强附会、添油加醋地搬出了牛年马月的老皇历，他只好又开导戴笠说：

“陈仪的问题，不是一个陈仪，他是政学系首领之一，背后有武汉的张群，江西的熊式辉。当年在南昌行营剿共的时候，他们都出过大力气，帮过我的大忙，你千万要体谅我的苦心，我现在就下令撤销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职务，扣押对他继续审查。你回去要好好想一想，张超之事，以后不许再提了。”

蒋介石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戴笠也觉得不该再闹下去，不再言语。事情总算是平息。

回到公馆，戴笠奋笔疾书：“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这几个大字从此成为他勉励部属，教育学生标榜自己的最好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春风得意的岁月也到了尽头。

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联合民主党派提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方案，并一致要求取消特务机构。国民党一些元老不满于“军统”的飞扬跋扈，陈诚等一些军界要人也感到“军统”有损“党国形象”，一些地方派系则惧怕这只鹰犬咬人。所以纷纷向蒋介石提出特务机构过于庞大，应考虑取消或缩编。“军统”在抗战中，全靠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发国难财来维持，战后失去生财之道，这笔庞大的开支很令蒋介石头痛；更重要的是经过抗战，蒋介石的国际影响已使他稳居统治地位，所以也感到“军统”有缩编的必要。蒋遂令毛人凤急电戴笠从天津返重庆，研究对策。

戴笠接电后，怒气冲冲，拍着胸膛对其亲信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乱，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在这种时候还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你为我拟一复电，说我正在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大，无人可代理，请宽限半月，再返渝面陈一切。”

二人商议决定：为对付国民党内的攻击，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出国考察，以渡难关。

在公开场合，戴笠极力为自己及军统申辩，1946年3月10日，在北平怀仁堂举行总理周年纪念会上，戴笠发表公开谈话说：

“我们团体有×万×千人，在工作上有共同信守的原则：效忠国家，效忠领袖，坚定革命信念，确认革命立场，达到共同目的。这便是共同纲领。我个人承领袖耳提面命，担当抗日的重任，我自己所负的责任不容许我马虎，我们调查统计局的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重要一环。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意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绝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有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3月17日，戴笠乘航空委员会所派专机南飞重庆，途中因气候恶劣，在南京上空失事。戴笠及其随行13人全部摔死于江苏省江宁县板桥镇戴山。

蒋介石闻讯，悲痛至极，拄着手杖，爬上南京中山灵谷寺，亲自为戴笠挑选了墓地，赠以“碧血千秋”花圈，挽联文曰：

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