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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页面的第27项,是佛教格言,应该满足您的需求了.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内心谦虚是功，行为守礼是德。

  您好：

净土宗持名念佛，求生净土，是最圆融的法门。而净土宗同修所依归的第一经典，就

应该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不仅说理圆融，文辞优美，更

难得的是语言平易，感人至深，现对原经作少许引用。

“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若须弥；自身威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薪；不著如风，无诸障碍。

  法音雷震，觉未觉故；雨甘露法，润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华，离染污故；如尼拘树，覆荫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击法鼓，建法幢，曜慧日，破痴暗。

  淳净温和，寂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著。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军，尊重奉事诸佛。为世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赫奕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共称赞。

  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远二乘境。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此言极乐菩萨众功德相，我辈往生，在彼处少经修学，皆能如此。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

  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力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乐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意无懈时。外若迟缓，内独驶急。容容虚空，适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检敛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倾邪，随经约令。

  不敢蹉跌，若于绳墨。咸为道慕，旷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立，淡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愍，礼义都合。苞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净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

  郁单成七宝，横揽成万物。光精明俱出，善好殊无比。著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宜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胜道，易往而无人。其国不逆违，自然所牵随。捐志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

  何为著世事，譊譊忧无常。”

无极之胜道，易往而无人。行易信难啊！

“世人共争不急之务，于此剧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给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思欲齐等，适小具有，又忧非常。

  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漂劫夺，消散磨灭。心悭意固，无能纵舍。命终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或时心诤，有所恚怒。后世转剧，至成大怨。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竞各作之。身愚神暗，转受余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冥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

  迷于嗔恚，贪于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之信，谓无有是。更相瞻视，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恋。忧爱结缚，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计，专精行道。

  年寿旋尽，无可奈何。惑道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为妄兴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曹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常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

  勿得随心所欲，亏负经戒，在人后也。”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这句告诉我们放下情执，求真解脱。

更详请见《无量寿经》。

南无阿弥陀佛。

愿你成就。

。

你如何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及其民主输出？

首先楼主，你会说出“西方资本主义民Q主”这个词，说明你的脑海中有一些固有的偏见，我建议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先把这些偏见放在一边。

近代民Q主是怎么起源的，这段历史很多人懂得比我多，我们简单说，首先是欧洲文艺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把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散播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去，从而转变了整个欧洲民众的思维方式，而历史上的很多大变革之所以会产生就是因为全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这点你可以去看看《乌合之众》这本书）。然而，由于刚开始传统的封建势力非常强大，整个社会没有另一股力量能与之抗衡，所以就算民众已经有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只能继续忍受这种压迫。可是，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和工业革Q命的开始，一些人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在经济成功后发现传统封建势力对自己有很大的威胁（说白了就是一个不受制约的国王或是领主要杀了你抢你的钱是很好找借口的），所以这一阶级开始了长久的斗争，逐渐形成了一股能制衡王权的政治力量，制衡体系一出现，民Q主的萌芽就出现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Q主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自己理应是生而自由的。但是，人们又发现自己的自由在强权（个人或是群体拥有绝对权力都有可能导致暴政）的面前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如果自己无法在社会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话自己的自由会很快被以各种借口剥夺掉。这点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的最为明显，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都是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欧洲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对待才跑到新大陆去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自由格外敏感，独立战争结束后由于当心大政府会损害自由，有整整11年美国都没有中央政府，各州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下。直到1787年由于国内外各种事务所迫，各州才派出代表参与费城制宪会议，在成立联邦政府的同时通过复杂的分权制衡体系确保政府的每一个分支都没有办法一家独大。这种民Q主体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行政效率无法保证，但是却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公民的自由。

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民Q主国家基本都是采用代议制的，也就是由一群一群有同样利益诉求的人分别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下院，再由一些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和资历较高的人组成上院来共同构成立法分支。而不是像古希腊城邦那样实行全民的直接民Q主。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出现法国大革Q命初期那样由于民众的短视和易冲动、易被煽动而导致的混乱，从而出现民粹主义和“群体的暴政”。我引用一句林达说的话，文化大革Q命那样的“大民Q主”一来，少数人的自由不就无法保证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你口中的“西方资本主义民Q主”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当心自己宝贵但是脆弱的自由会被剥夺，尽管民Q主体制有它的弊端，但是在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人民的权利这方面上，我引用丘吉尔说的一句话：除了那些已经被实施过的制度以外，人类发明的社会制度中最糟糕的就是民Q主制度了。包括上个世纪美国出现麦卡锡主义也就是因为共产主义这种新事物让美国人对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会遭到威胁十分当心，失去了理智的辨别的能力，再加上政客的刻意煽动导致的情绪失控。这种观念发展到现在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产生了一种叫新保守主义的思潮，新保守主义者从自由非常脆弱出发，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对外输出民Q主来确保自己国家的民Q主体系不被外来力量摧毁，这种思想肯定是有双面性的，它在民众中的传播与扩散也是美国在过去几年里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如果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民主形式的情况下，我们也就只能“被迫地”接受这种“次等品”了。至于民主输出嘛，这也毫不奇怪，任何国家不是都在不遗余力地输出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吗？

1914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身为国家最高主政者的袁世凯，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或干涉。达到的效果是全国民心沸腾，主张对日作战，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也都主张暂停反袁活动，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历史的实情如此。而此时的孙中山，却甘心接受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个人及其政党的援助。此非污蔑，从现已公开的孙中山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来看，孙允诺出让的中国权益，比二十一条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今天的我们，也不必苛求孙中山，因为他一向信奉为国为民，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正象今日回头看，我们并不斥责当初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割地给德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为卖国贼一样。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及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二十一条”的签定又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日本一开始提出的“二十一条”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经过老袁的软磨硬抗、斗智斗勇，日本不得不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袁大总统签定后愤恨难平，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以志不忘此仇。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曾叔度《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

满洲在日俄战争后已是日本的口中之食，再让他吐出来是与虎谋皮。在谈判桌上，一个弱国能保住既有利益已是不易，不可能把已失去的再夺回来。那不是难为袁世凯吗？《中日新约》签订后，日本人大失所望，在国际上也大失面子。袁世凯被迫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1915年5月8日，他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他说：“……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从中可见袁世凯对日本的切齿痛恨。

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是有失水准的。我们不能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

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

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的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此时此刻我有一个假想：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在成功地坐上大总统宝座后，能仿效赵匡胤、朱元璋来个杯酒释兵权、火烧庆功楼，再狠下心来学学孙中山搞暗杀、清除异党，那他的帝业能否失败？后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参考资料的链接网址,不知道为什么把最后边的 19.html 给舍掉了,直接点点不出来,必须把这个网址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全部复制,粘贴到IE浏览器的地址栏才能显示出全文,给大家带来不便,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