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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立储君的问题

2023-03-28 07:04:39  来源:网络   热度:

全复制,供参考: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主要原因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人们担心残暴的隋朝会卷土重来,所以就算他如何有文武才,又如何善骑射,在当时也不可能让他当上皇帝。

落英神剑 2003-9-8 13:50

RE:【随笔】关于李恪

第3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

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

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

,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

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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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饮狂刀 2003-8-30 00:28

【随笔】关于李恪

[font=宋体]宋体[/font][size=4]4[/size]

[b]关于李恪[/b]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恪。在我的感觉里,他总是深沉而忧郁的,没有一个王子应有的霸气与傲气,像他的名字一样,谨慎而恭谦。他的眼睛一定有如潭水一般的深邃,他的脸上一定写满刚毅,可是他的内心却始终缠绕着不可化解的哀愁和伤悲。

我想恪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世民的妃子,这其中也应该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是因为隋亡了她成了亡国奴,为了生存才在后宫中谋取一席之地的吗?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身就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因为因为爱情她才挣脱一切,跟随了这个理论上是她仇人的男人?从感情上讲,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更愿意相信恪是一段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一场战争或者说是一个王朝覆灭一个女子受屈辱的见证。可是我所看到的史书以及后来很多关于世民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这件事。他们津津乐道于世民的纳弟妃为己妃,表示他们人道的批判或理性的同情,他们津津乐道于长孙皇后的仁德贤淑,表示他们最原始的崇敬或最虔诚的赞美。可是没有人想到恪的母亲,或许他们是不屑于这样一个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片段,或许他们是不愿意这样一个“有伤风化”“没有气节”的女子玷污他们的纸笔。他们把一切都表现的那么理所当然,恪理所当然是一个帝王和一个前朝公主的儿子,一个前朝公主理所当然该成为下一个王朝帝王的妃子。

我一直在想,或许当恪的母亲还是公主的时候,当世民还属于平常的官宦子弟,当他们还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然后这个情窦初开的公主就喜欢上了这个风度翩翩才貌双全的青年,而世民也一定被公主的纯真美丽所吸引。在世民晋阳起兵后,公主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她目睹了隋王朝的腐败专制,目睹了她父皇的奢华暴戾,最终她跟随了世民,成了隋王朝的叛逆者。

我一直相信,公主是为了爱情才跟随了王子,而不是为了苟求活命。

在我的感觉里,公主总是温柔而坚强的。她是一个没落王朝的背叛者,而这样的背叛是没有过错的。可是在当时她要接受多少世俗的冷嘲热讽,要遭受王子宫殿里多少人的鄙夷唾弃?然而她不去仇恨不去报复,她放弃高贵的身份甘心做王子身边的一个妾。

我不得不想起另一个和她遭遇完全相反的女子,她出身名门,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世民成了他的妻。在世民登上宝座面南坐北的时候,她理所当然捧起了皇后的贵冠母仪天下。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史书上给过这位皇后很高的赞誉,然而我并不喜欢她,或许是因为她实在太好了,好到让我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有着沽名钓誉的企图。可是公主是不同的,她在王子的宫殿里找了一个空间――兴许就是她过去做公主时的那个宫殿,她隐居在那里,过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去表白什么,毋庸证明什么,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亡亲的哀思,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爱情的执着。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位公主――她声泪俱下的痛陈着对丈夫对爱人的控诉,她迫不及待的表明着她的清白与无辜。

恪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他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奠定了大唐王朝国富民强的千秋基业;他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敢于放弃敢于追求堪称女史中的奇葩。

我不知道恪是怎么知道他的身世的,或许他自小就在兄弟的冷嘲热讽的话语中不解着,在大臣冷漠敌视中疑惑着,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认为他有能力承担或者不得不承担上一辈人的恩怨的时候,她退开了所有宫人使女,一盏长信青灯,昏暗的灯火摇曳着两个孤独的影子,她娓娓道来,从文帝开国的丰功伟业一直到炀帝的暴虐无道,从晋阳起兵的人心所向一直到玄武门的血流成河。她细细道来他所受一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他的身上流淌着两代帝王的血液。

我一直在想恪当时会是怎样的心情,他一定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或许还会痛苦的质问上苍“为什么”。可是在我的感觉里他会微笑,微笑着对他的母亲说:娘,我懂了。恪会小心翼翼的藏好自己的伤口,不让人发现。

史书上说恪最终因为谋反被诛杀,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更相信那是长孙无忌的阴谋,他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太宗皇帝的“以史为镜”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自然知道当年文帝是怎样从宇文氏家夺了天下,而高祖皇帝又是怎样让他的登位变的名正言顺。他也想要“以史为镜”,而恪无疑成了一个障碍,恪“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太宗皇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这怎不让长孙无忌不心惊胆战?如果立恪,他将如何安置?如果立恪,他的野心又将何去何从?他当然“固争”,他为他自己固争,为他的野心固争。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的外甥保住了将来,也为他自己保住了将来。可是他并不能安心,恪太过于优秀,既“善骑射”,又有“文武才”,他的优秀让很多人惴惴不安,那些跟随他父皇开创天下的大臣们,那些思想僵化冥顽不灵的官员们,以及那个高高在上却懦弱无能的新皇帝。而长孙无忌正是利用了这无数人的惴惴不安,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我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情景,当世民当着恪的面宣布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恪躬身向他行君臣之礼,李治扶住恪,他说的不是“免礼”,不是“请起”,他说“三哥,谢谢!”他是从他三哥手里接过了皇位,三哥把皇位心甘情愿的让给了他。

我想恪他是痛苦的,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应有的不该只是一个藩王的名号,一块小小的封地。他应有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坐北朝南的荣耀,是整个大唐的江山。可是他无法得到,或者说他不想得到。

我常常在这个地方陷入矛盾,有时我真的怀疑自己能否很好的诠释李恪。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人,但我又希望他具有这样的野心。他应该得到他应有的东西,他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编织他的皇冠,可是他又不该是残忍的,他不该为了一己的私利加重玄武门的血腥。

所以我只好说他是善良的,他的善良迫使他放弃他的梦想,放弃他的野心,放弃皇位,甚至放弃生命。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一直觉得长孙无忌所谓的“吴王谋反”就像现在的思想犯罪一样,他没有证据,他能列举出恪招了多少兵买了多少马吗?他能说出恪招募了多少谋臣死士吗?他自然可以说很多很多,多到不计其数――只是尚在恪的头脑里。他向世人解释说他在未雨绸缪,他是在把坏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他真是个伟大的先知,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

我把死亡看成是对恪的解脱,是对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的释放。从那以后他可以不在矛盾不在痛苦,他在天国一定过的很好很好。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宽慰自己,安抚自己

回答者:唐子畏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1-22 03:20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参考资料: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甚至无从列举。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差点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v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郑惶铺谕绰钗菔薏蝗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r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甚至还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一定要照顾好赵王。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值某な罚植皇潜鹑耍抢钽〉耐傅艿埽钽∧狈幢簧焙螅忠惨虼吮环衔恕K园凑障暮钛ふ庋纳矸荩谔峒岸ネ飞纤镜陌直晃芟菽狈词崩碛κ俏霸皇侵毖运褪恰肮鼓妗薄A咀罡梦钽『霸┑娜硕既衔钽【褪悄狈矗笔蹦苡卸嗌偬迫巳衔钽∈窃┩鞯目上攵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滞碛辛耍渌腹侗炔茸诟现卮砦蟮幕首用牵永疵挥性馐芄绱搜侠鞯某头!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亡了国的公主来说,能够有个还算安稳的归宿已经要阿弥陀佛了。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被隋文帝乱点鸳鸯谱赏给了破陈有功的杨素做妾,结果杨素成人之美了一回,最后将乐昌公主归还其夫徐德育;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r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Q得那么欢?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更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对李渊是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在名义上也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么将他表弟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

想来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李建成,而不是塞给至少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八年前还是储君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即便是给李建成做妾,怎么说以后还能混个皇帝的妃子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日后最多也只不过就是个正五品的孺人。

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可见这位杨公主如果真的那么身份尊贵的话,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

总之恪大帝的“两朝一脉”就是一把双刃剑,砖家们自攻自受挥洒自如,需要的时候就吹嘘“我家三三可是高贵淡定的隋炀帝女的儿子哦,两朝一脉哦”,等到要给她家三三找被炮灰掉的借口时,“两朝一脉”就又成了最大的悲情因素。所以事情的真相如何不重要,反正所谓的真相只在砖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翻滚。重要的是砖家们会自行根据场合的需要来解释,这“两朝一脉”究竟是用来贴金的好呢,还是用来诠释恪大帝的悲剧好。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O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帧⒗钽⒌热耍沸幸惨玫枚唷O啾戎拢旯凼瓴趴忌铣斡胝竦睦钪巫匀徊还焕狭烦墒臁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岑文本马周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r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肯定是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滞淌贰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N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衷诜獾睾鞣俏赡茄踔帘惶铺诔庠鹞安蝗缜菔尢保彩窃谡旯凼瓴疟唤滴淌返摹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立储的问题涉及太多的政治斗争,因此立谁为太子也是李世民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唐太宗李世民的确很喜欢三子蜀王李恪,而且李恪在各方面有的确很像李世民,深得民心、军心;而太子承乾,性格懦弱,优柔寡断,才能方面自然和李恪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为人和善,以孝为重,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人,李世民也很喜欢他。

问题是为什么李世民要力保太子承乾呢?就连他为侯君集父女利用了,差点酿成大错,李世民只是处罚了一下,并没废掉承乾太子呢? 在古代君王立储君有这么一个原则:立嫡、立长、立贤、立爱

原因之一:立嫡

从这个角度说就很明白了。那里就要讲讲什么叫“立嫡”。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因此,君王的正室夫人所生的称为“嫡子”,而妾室所生的称为“庶子”。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太子承乾乃长孙皇后所生,当然是“嫡子”;而蜀王李恪则为隋炀帝之女(也就是所说的前朝公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身分)所生。

原因很简单.李治是长孙无忌亲外甥.长孙无忌自然支持李治,并以是隋炀帝外孙的理由不支持李恪.

后来在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长孙无忌找了个借口把李恪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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