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信的价值？

一、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信的价值？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质疑，确实认为王安石变法措施中存在着弊端。如果给王安石写信的话，司马迁则会说：王相（宰相）啊！我们私交不错，但我对您的变法存在质疑，主要有四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请您慎重考虑，切勿将民生大事当儿戏啊！

熙宁变法不久，司马光就不能忍耐王安石的变法了，他连续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将自己认为的变法的主要的弊端指出来，希望王安石能够考虑其他官员的意见，对变法进行整肃。

这四项看法都直接指向了变法的要害之处，笔者认为，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几项变法的研究，从理论上甚至高于了变法派大部分的大臣，他的反对不是看站队的朋党之争，他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变法的利弊的。

二、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五个罪名？

司马光给王安石安的五个罪名是: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

《答司马谏议书》中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王安石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三、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三封信原文？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四、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评价很高，说他“德性醇正，学术通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光不但人品好，学问更好。司马光可以入朝为官，同样是欧阳修举荐的。不过这二位入朝之后，都和欧阳修发生了政见上的冲突，并且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从这件事就能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性格上的特点，他们都是耿直的人，都是捍卫理想的人。

五、司马光和王安石谁官大？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官职一样大，都是宰相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有不少的文人朋友和高官同僚，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举荐和培养，又都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两位不仅是高官权臣，而且也是宋代文坛的大师级人物，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写过许多文章、诗词，而且多是好文章，好诗词，在《王文公文集》中可以欣赏到。司马光也是文章大家，他著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而让他名闻遐迩的是他的史学和谋略学巨著《资治通鉴》，这是他忙完政务，在一段歇息的时间写下来的巨著，此书要比当时别人专门编写的史书要强得多。《资治通鉴》成了后世帝王的治国权谋经典。

六、王安石司马光，儒道之争？

王安石司马光，是改革与守归之争。

七、苏轼为王安石写的墓志铭？

苏轼平生只给七个人写过墓志铭，而真正属于他自己写的，也就是富弼、司马光、范镇等五人。另外二人，是代别人写的，严格说来不能算作他的文章。

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

没有为王安石写过墓志铭，但在王安石死后，应朝廷要求，起草写作了《王安石赠太傅》这篇诰命文章，属于散文。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当时司马光主张对王安石“尚宜优加厚礼”，因此追赠太傅称号。此时苏轼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了这则诰命《王安石赠太傅》。作者在这篇制词中，对王安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原文如下：

王安石赠太傅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八、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 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苏轼的政治主张主要是“丰财、强兵、择吏”，也就是要改变当时那种“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的状况。在丰财问题上，他既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强调“节用以廉取”；在强兵问题上，他主张“深戒用兵”；在择吏问题上，他主张“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既要防止失于仓促，又要防止请托之风。在他从政40余年中，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刚正不阿，确实做到了“虽死生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即或生或死都不改变自己已经表明的主张；用与不用，都无伤于他的抱负。苏轼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是他一生心怀家国天下的自我写照。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九、以司马光口吻写一封回信给王安石？

王前宰辅：你终于下课了！你的变法是逆天行道，难得善果。

试问，祖宗留下的法度是说变就变的？不合时宜，不近民情，必遭失败！

退了就退了，好好的养着吧，喝酒喝茶，吟诗作文，做回你的“唐宋八大家”吧。

须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后学司马光顿首

十、王安石与司马光几年交情？

王安石推行变法，属于维新派; 而司马光反对变法，属于保守派，他们是政治对立的对头，但他们又是故友，都蒙受过欧 阳修的教诲和举荐，所以他们既有年深情笃的友谊，又有重大分歧，但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