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苏东坡是他母亲培养出来的吗？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人，都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团体“培养”出来的。作家是如此，书画家亦然。苏轼、苏辙，同出一门，连同父亲苏洵，号称“三苏”，这是历史的偶然，绝不是哪个人培养的结果。作家和书画家的成就，第一取决于天赋，第二取决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天赋的人，再努力也无法取得成就；有天赋的人不努力，依旧是庸人一个。这就是真理，也是常识。 一般说来，一个男人，第一个最亲密的女人，应该是他的母亲。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母亲死于难产，这个孩子失去了母亲，或者孩子的母亲有病，不能自己抚育子女，或者孩子的母亲特别高贵，不能亲自带孩子，那就不得不由另一个女人来代替母亲。例如传说和戏曲中的包公，就是由嫂嫂养大的，所以他称嫂嫂为“嫂娘”(实际上他父母双全，考中进士以后，就拒绝出仕，回家侍奉老父老母去了)；多数皇子，都由乳母带大，难怪他们当了皇帝，还宠信乳母。在民间，由姥姥、奶奶带大的孩子，为数也不少。总的说来，还是离不开女人。俗话说：“孩子离不开娘”，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很可能牵扯到人品、道德的基本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十分重要。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中，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宋史》中的这一段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苏辙为他哥哥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下面引其中的一段原文：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ǎo镐)，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也就是说：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外出游学，母亲程氏亲自课读。有一天，母亲给他讲解《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之后，喟然长叹。小苏轼看了看母亲，问：“娘，我长大之后，要是也像范滂这样做人，你愿意么？”母亲用反问来回答：“你要是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说到这里，牵扯到一个关于范滂的典故，这就不能不简单地说一说后汉的“党锢”历史和范滂这个人了。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宦官与外戚勾结，政权落到了宦官手中，各地的官员，大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他们纳贿，勒索，滥捕无辜，公开卖官鬻(yù芋)爵，垄断仕进之路，贪婪之心，欲壑(hè贺)难填。当时的书生、士大夫纷纷起来批评朝政，反抗这些不阴不阳的宦官统治。忠贞廉正的儒士和太学生们，不惜冒杀头的危险，上书弹劾奸党，抗议腐败，倡言改革。宦官们就诬陷他们这是“结党对抗朝廷”，加以禁锢，史称“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出仕，并不许他们和亲友往来。如果不听话，就要逮捕入狱，那可就是“党狱”而不是“党锢”了。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发生的一场“大学生闹事儿”，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古往今来，凡是学生闹事儿，真理虽然肯定在学生一边，但是这样的“斗争”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原因就是不民主的统治者掌握着政权和军队，可以恣意地打击镇压。古往今来，这样的“连台好戏”不断演出。 延熹九年(166)和建宁二年(169),宦官两次兴起党狱,打击和镇压重视气节的士大夫,以钳制社会舆论。许多学者和太学生被捕入狱，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致死。党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死于狱中，其他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到了光和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方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党人来镇压黄巾起义。 在这些正直的学者中，有个名叫范滂的，就是一个勇敢的青年，面对阉党的疯狂迫害，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自己走向了刑场。 那一天，苏轼的母亲教儿子读的，就是《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范滂传》。 《范滂传》的全文，这里就不引了，只引他“慷慨赴死”这一段，并适当加一些注解： 初，滂等系(jì记)狱，尚书霍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竟无所言。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霍(xū需)――字叔智，邺(今河北临漳县)人。曾任尚书仆射(yè叶)，官至少府廷尉。范滂下狱时，曾上表为滂辩解。“往候”句――去拜访问候而不说感谢的话。让――责怪。“昔叔向”四句，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是春秋时晋国大夫，复姓羊舌。叔向因为受到弟弟羊舌虎的牵连，在一次党乱中被囚。祁奚(字黄羊，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请人替他在国君面前开脱，得以释放。祁奚“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杜预注：“不告谢之，明不为己。”婴罪，获罪。自伐，自夸。督邮――郡守的属官，主管督察、狱讼、捕亡等事。传舍――驿舍，供过往官员住宿及传递政府文书者休息的地方。诣(yì意)――到。引――自愿承当罪责。亡：逃亡。仲博――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指范滂的父亲范显，曾任龙舒侯的相国，当时已亡故。龙舒是汉代的一个侯国名。大人――范滂对母亲的尊称。感戚――感伤悲戚。李、杜――李指李膺，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是当时士大夫清流中的代表。桓帝时，任司徒校尉。灵帝时，与陈蕃等谋诛宦官，事败，下狱死。杜指杜密，字周甫，东汉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人。桓帝时官至太仆，与李膺齐名，并称“李杜”。灵帝时，因党事被征，自杀。顾――回望。行路――行路之人，即路人。 在苏洵写的悼念他妻子（苏东坡母亲程氏夫人）的祭文里，我们知道这位程家小姐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这在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育观念中，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妻良母。她不但曾激励苏洵努力向学，而且在丈夫外出“游学”期间，除了要主持安排一家人的吃喝生活之外，还要亲自课读儿子，这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唐宋八大家，居然有三位出在他苏氏一门中，和这个程氏夫人有莫大的关系。 苏洵的家庭，无疑是个豪门富户，这从今天眉山的苏氏故居有多么大的庭院房屋，就可以看得出来。苏洵的青少年时期，不是没有学习的条件和环境。但他禀性疏懒，喜欢和同村的少年朋友出去玩儿，不认真读书。天圣五年丁卯（1027），苏洵十九岁，娶了十八岁的程氏为妻(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生十八年归苏氏”)。明道二年癸酉（1033），苏洵二十五岁，方才开始认真读书(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景v二年乙亥（1035），苏洵二十七岁，方才开始发愤，刻苦读书(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 。这就是《三字经》中“年二七，始发愤”一句的由来。景v三年丙子（1036），苏洵二十八岁，苏轼出生(苏轼有两个姐姐，一个比他大八岁，出生不久即夭折；一个比他大一岁，就是传说中的才女“苏小妹”，十八岁死亡；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两岁，五岁时夭折)。庆历五年乙酉（1045），苏洵三十七岁，苏轼十岁，苏洵亲自教苏轼作文；苏洵举制策，东游京师，母程氏夫人亲自教苏轼兄弟读书。 这样看起来，苏轼、苏辙一向都是由苏洵亲自课读，程氏夫人只是因为丈夫上京赶考，方才暂时出任“代课教师”的。 程氏夫人虽然在家里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当年的女子，不可能“上学”读书，无非是在父母的熏陶之下认识一些字而已。她能够在丈夫外出的时候，担负起给孩子讲《后汉书・范滂传》这样的重任，不是“精通”古文，不是肚子里装有几个古人，是绝不可能“开讲”的。讲史绝不是“教识字”，而是要结合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并拿出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要不然，像范滂这样的例子，如果是一般“粗通文墨”的女性，很可能就会拿明哲保身来教育孩子不要多管闲事，要以自己的飞黄腾达和升官发财为重。特别是当年的“忠君”思想，分明就是一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凡是“皇上说的”，就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肯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一生步步高升，绝不是苏轼这样的“右派分子”，迭遭谪贬，甚至无以为生。 我认为，苏轼的学问和才华，父母的教育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苏洵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恰恰都成了大学问家，而且还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不能理解为苏洵和他夫人有特殊的教育方法，不论有几个孩子，都能够统统成才。从事文学艺术，第一要有天赋，第二还要自己努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还要第三，那就是环境。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如果没有学习音乐的环境，没见过乐器，没老师教他，也不过在旷野上大喊大叫几声，就自生自灭了。苏洵应该是个有天赋的人，在他二十五岁以前，不愿意刻苦，喜欢和村子里的少年人游嬉浪荡，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努力，一方面也是他父亲对他督促不严所致。婚后在他贤妻的督促之下，勤奋起来了，这才把他的天赋发挥了出来。如果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脑袋就像榆木疙瘩一样，程氏夫人就是把他的头发悬挂在房梁上，常常用锥子刺他，我看也培养不出一个“唐宋八小家”来！ 再说，小孩子家说话，无非是“张嘴就来”，不一定经过认真思考。苏轼成了名人，这才想起他少年时代说过的“豪言壮语”来。没有成为名人的人，他少年时代说过的“狂话”，自然就没人提起了。甚至还有反面的例子：我有个朋友，“文革”期间，因为坚决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被“革命派”很残酷地折磨死了；平反开追悼会那一天，他一个十岁的儿子，当众表态：“我长大以后，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一切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由于他是烈士遗孤，党和政府培养他上了大学，当了县里的一个局级领导干部。表现怎么样？说他是贪官，我没证据，但至少是个“庸官”：他政绩平平，惟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请”，每请必去，甚至不请也去，每吃必醉，每醉必自吹自擂，甚至胡说八道。――由此可见，就是官员，也不是只要出身好，就能“培养”出来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否定过“天才”的存在，批判了“天赋论”，并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培养的对象，不问是否有天赋，却强调阶级出身，实在出不了作品，就调成名的作家来“辅导”，实际上是帮他写。这一批“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也出了书，甚至很畅销，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成就的。 这里面，个人的独立思考，应该占有很重的比例。独立思考之后，能够不被外界力量所左右，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是否有定力、是否能保持晚节的问题。人人都知道，汪精卫不但是个才子，而且是个“立场坚定”的革命派，为了革命，曾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拿炸弹去炸摄政王。但是谁想到他中途会突然丧失人格，变成了大汉奸呢？ 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禀性善良，从小教育我“自己的东西要爱惜，别人的东西不羡慕”，“力所能及，要尽量帮助人家”。但是她却十分迷信，什么佛都拜。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到城隍庙去烧香，除了摆列猪头、全鹅之外，还烧了许多锡箔折的元宝。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给城隍老爷上供烧银锭，母亲说，是为了求城隍老爷管顾我没灾没病，快长快大。我又问：如果不给他上供烧纸钱呢？母亲回答：那城隍老爷就不管你了。我立刻反驳：城隍老爷是阴间的县太爷，他的职责就是保全县的百姓平安；如果仅仅管顾给他上供烧纸钱的，不管顾那些不给他上供的，这就是一个贪官，绝不是好城隍老爷！母亲听了，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还扬手要打我…… 我在迷信的家庭中长大，却一生不信任何鬼神包括“偶像”。可见，独立思考是第一位的，外界影响，包括教育，只能是第二位。 顺便说一句：苏轼的母亲虽然贤良，他的舅舅、也就是程夫人的哥哥，却是个不学无术的赌徒兼混蛋。程夫人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哥哥的儿子，竟让他折磨死了。这个小女儿，就是传说中的“苏小妹”。――下文专门介绍。 由此可证：程夫人的贤慧，也不是程老太爷“培养”出来的。不然，怎么不把儿子也“培养”得更好一些？即便达不到“贤良方正”，至少也不至于让苏洵痛心疾首，写诗骂他一千年吧？

是的，而且对他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