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资料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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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是文学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积极的实践者。范仲淹的文学创作在诗、文、词、赋方面都颇有成就,尤其是诗歌、散文和词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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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仲淹的诗歌成就

据《全宋诗》所收范诗数量计,范仲淹诗作现存302首,227题,另有2首联句诗,残诗4联8句。范仲淹的诗作以庆历新政失败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以积极进取、忠君济民为主旋律,后期则增加了对倾慕闲隐、向往归退的表现,而忧心天下和旷达自适之情则贯穿他一生的诗作。在艺术上,他的诗五言七言皆有,古体近体俱备,特别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或寓意高古,或托志清虚,意境高远,自然清新,恬淡质朴,醇和雅静,可称得上是宋诗中的精品。

1•范仲淹对宋诗革新发展的贡献

概括而言,范仲淹的文学革新主张有四个方面:其一,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力倡诗文革新。在北宋中期,范仲淹是倡导文学革新的先驱。早在真宗乾兴元年,职小位卑的范仲淹就上书言政,主张革新。他的文学革新主张与其政治革新主张一脉相承,往往从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用等角度来看待文风问题。范仲淹积极倡导文学改革,主张通过变革以正文风,希望当时最高统治者能够“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使文章“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在变革文风的途径选择上,他主张通过科举措施,推动文风变革。

其二,反对无病呻吟的文学创作,主张诗作反映真性情和时代特征。范仲淹对当时西昆诗人“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的虚假文学作品深感不满。他认为,诗作应反映真性情。对表现真性情之作,范仲淹给予高度评价,尤其称赞那些能反映出时代特征的作品。

其三,反对浮靡柔媚之作,主张恢复古朴雅正诗风。范仲淹对当时“靡靡增华,惜惜相滥”的西昆诗风深表不满,斥责当时西昆诗人“因人之尚,忘己之实”。他极力号召人们学习上古淳朴雅正的艺术精神,呼吁文人创作时要恢复古朴雅正之风。

其四,反对悲苦哀鸣之作,提倡优游畅达诗风。范仲淹认为,处在太平时期的士人,应致力于世风淳厚的教化,其创作应“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故不应有凄婉之作。他反对“悲哀为主,风流不归”之作,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是“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应是“优游之咏”,应是“格乎雅颂之致”。

范仲淹的一些文学主张和革新理论,如注重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功用、主张文学反映时代特征等观点,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引导作用。同时,他主张表现真情,提倡淳厚、舒和、畅达的文学见解,又有异于韩柳等人的文学革新理论,颇具个体特色。这些见解,对宋代诗歌平达淡远、朴直真切的特色形成,具有理论上的引导意义。

2•力矫“三体”之弊,拓宽宋诗发展空间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宋代诗歌创作由宋初诗风向宋代中期诗风过渡的时期。在仁宗朝前期,“晚唐三体”余风仍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流行。然而,当时白体余风的浅俗、晚唐体余风的工细、西昆体余风的巧靡之弊,都已明显暴露出来。诗风问题已摆在人们的面前,每个诗人都面临着对前期诗风进行继承和发展的选择。范仲淹是一位名臣诗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有意崇古复雅,探索诗作发展之路。范诗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出忠君正邦、济世安民的人生追求;心忧天下、民胞物与的宽阔胸襟;旷达无欺、恬泰自适的君子情怀;倾慕闲隐、向往归退的复杂心态。在艺术上,范诗具有淳厚和静、明达、淡远、真切质朴等风格。因此,他的诗作完全摈弃了西昆体诗歌内容狭窄、缺乏时代气息的空洞,排斥西昆诗人模仿剿窃、缺乏真情实感的习气。范仲淹十分推重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诗作中自然走白体一路。他的诗作不用生僻字词,不押险韵,不矫雕饰,不故作艰深,不作苦吟,意象平实,自然平易,写眼前景,道口中语,充分表现出平实精神。

范仲淹这种闲达淡远的诗作,一方面与当时宋代诗人的心态具有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宋诗的发展主流相融,有利于宋代诗作向平易方向发展。

在反对西昆体、克服宋初白体余风浅陋之弊的同时,范仲淹对晚唐诗风中刻细纤小的弊端也进行了纠正。对于晚唐诗风,范仲淹既有吸收,又有摒弃。他的诗多取旷远之境,舒中和之气,用淳朴之言,明雅静之心。范仲淹对晚唐诗中寒寂细小之风的排斥,有利于宋诗向朴质阔远方向发展。他的诗歌创作无疑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引导当时宋诗向平淡简约的方向发展,为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诗歌革新拓宽了发展空间。

二、范仲淹的散文成就

范仲淹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在“庆历新政”时期的中心人物,不仅他的改革精神影响了一代文人,而且也正是他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他的新政扶持,鼓励了北宋初的古文创作,酝酿和孕育了古文革新的高潮。范仲淹今存之文,有赋38篇、表状53篇、奏疏173篇、书150篇、序12篇、论8篇、记8篇、碑铭墓志52篇。其中,以奏疏等政论文为数最多。这些文章,论文剀切,文笔流畅,长短不拘,可为时辈典范;其他创作,有记叙、有抒情,多数文辞简洁、舒卷自如,且富有个性特色。

范仲淹的散文创作以议论文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政论文,代表作有《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四论”(《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和《遗表》)等。这类论作,务实坦诚,充满锐气,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高妙的论辩艺术。范仲淹的写景抒怀散文虽然为数不多,但成果卓著,除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外,还有《清白堂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和《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等佳作。这些散文,风格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或委婉有致,或形象鲜明,语言骈散相间,简约凝练,晓畅自然。范仲淹还写过一些墓志碑铭祭文之类的文章,其中以《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为代表。此类文章往往语言朴素流畅,真切感人。

范仲淹的《上执政书》一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周、汉、唐三代“圣贤共理”得到兴盛,而“奸雄竞起”则走向衰亡为例,提出议论:执政要尽其职责除弊革新。第二部分,论证为什么要革新,怎样革新。第三部分,阐明了他这次上书的目的。这篇文章不仅显示了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治国之才和作为军事家的雄韬大略,而且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横溢才华,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是他政论性散文的代表之作。当时宋王朝已历三帝,约50余年,表面上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内里却潜伏着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整个社会一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冗兵、冗政、冗官造成国力的积贫积弱,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部、北部边境夷族虎视眈眈。所以,范仲淹的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艺术上,这篇散文虽然篇幅很长,洋洋万余言,但却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层层推论,说理透辟,语言也极其犀利,初步体现宋朝散文“长于议论”的特色。这篇《上执政书》和《岳阳楼记》相映成趣,分别代表了范仲淹两种题材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当时著名的诗人、隐士林通赞道:“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1]把他与西汉的司马相如相提并论,足见当时人们对范仲淹这篇散文的评价之高。

范仲淹的《唐异诗序》论诗之体,就注意到了诗歌的情感、意象和风格特质;他的政论文如《上相府书》、《签赵元昊书》、《上吕相公书》、《上十事疏》、《再进前所陈十事疏》都条分缕析、文笔酣畅;他的一些文集序、楼堂记,也写得较有文学色彩。如《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以政治家的气概风度,称赞了严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光武帝的礼贤下士。文章格调高古,全篇采用对照写法,将严子陵和汉光武两相对照,互为映衬,构思新巧,而文辞简洁。

《唐狄梁公碑文》是作者贬守都阳,移舟丹徒郡,道过彭泽,慕唐代狄仁杰之词而写的碑志。狄仁杰的刚正不阿,凛然天气,在作者自然平易的叙写中,表现得非常生动。这种文章,比起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来,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语言更显得平易。再如《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为宋代著名边将种世衡而作。文章叙述种世衡在边地筑城、凿井、团结羌族、通商、教射,以及组织边地人民抗击西夏入侵的种种劳绩,详明而亲切。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文虽名为“记”,实际是一篇抒情散文。文章表露作者作为一个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抒发描述了岳阳楼游览者的览物之情。作者驰骋想象虚实并举,概括了两种景色、两种情怀:一者“有去国怀乡,优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一者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由于古今迁客骚人登临览物,受景物阴晴变化的感染而一则以悲,一则以喜。范仲淹以高超笔力在文章末段再翻出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以博大胸怀,用“先忧后乐”统挽全局,立意深刻,结构新巧,文字精美。可见,范仲淹在北宋散文史上的巨大影响和杰出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三、范仲淹的律赋成就

北宋是律赋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在这个点上最值得关注的是范仲淹。他的律赋现存35篇,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表现政治教化观点,占其赋作大多数;另一类探讨人格修养。在形式上,范赋属骈文赋,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副标题中点出主旨。范仲淹大大拓展了律赋内容,技巧运用精熟,并总结创作规律,提出“体势”说,对律赋学有重要贡献。范仲淹对律赋的贡献有二:一是辑选《赋林衡鉴》,并在序中对律赋作了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使律赋的研究由自发走向自觉;二是大量实践,创作了思想丰富、艺术高妙的作品,尤其是其对内容的拓展,对宋代律赋特点的形成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场屋之作的律赋一般是“润色鸿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极少有深刻的见解。范仲淹对律赋功能的认识比前人全面,其《赋林衡鉴序》称赋可“宣心”,抒发作者的性情抱负;“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为时代政治教化服务;“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①,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掌握客观规律,还可以整饬人的举止。这使得律赋的内容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

以律赋论述治国之道,不是范仲淹的首创。王起《书同文赋》、元稹《观兵部射马赋》、王禹《君者以百姓为天赋》都论述过治世之道,但仅仅是泛泛而谈地讲道理,论及的范围很窄,篇目也很少;而范仲淹把律赋作为“批判的武器”、“建设的工具”,大胆提出变革主张,并针对时弊有意去探寻一套完整可行的新政措施。

范仲淹还在律赋中探究儒家经义,穷理尽性地论述世界和人生哲理,积极提倡修身养性,并身体力行,这在宋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范仲淹借律赋谈《易》说理,对宋学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朱熹把范仲淹确定为宋学的开山之祖,而“好议论”集中体现为律赋里的学术思想。无论是济世自许,或论治国之道,还是精剖义理,或倡导道德情操,都是儒者仁德情怀的体现。像范仲淹这样在律赋里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在宋人中确实不多见。他的律赋内容可与《岳阳楼记》相照应,他对时政的积极干预、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大大拓展了律赋的内涵,使律赋完成了由“歌手”到“思想者”的角色转换。

四、范仲淹的词作成就

范仲淹的词作不丰,《全宋词》仅存五首,存目词三首,其中边塞词两首。《渔家傲》、《苏幕遮》等词作,在宋词豪放、婉约词史上都具有一定地位。词作不仅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志向,还诉说了他的百转柔情,展示了这位北宋名臣的另一个侧面。

关于《苏幕遮》和《渔家傲》这两首边塞词不论在当时或以后,都一直被人们所称道所关注。这两首边塞词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1•打破了词限于写男女私情的界限,以创作的实绩开拓了词的境域

综观北宋初期的词坛,在题材上和手法上,都明显地留着花间派的印迹;但范仲淹的两首边塞词的出现,确实使人耳目一新。边塞词在宋初如凤毛麟角,因为宋词的承平气象使得君臣上下整日忙于尽情的享乐,而词正是给他们助兴的好东西。那些峨冠博带的官吏自不待说,就是一些有身价讲体面的士大夫们,也极力用词这种形式来表现其被压抑的人性。遵照“诗庄词媚”的准则,他们在诗文里表现着正人君子的一面,而在词里却尽力表现其心灵里不肯向人剖露的另一面。范仲淹边塞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词限于男女私情等传统观念的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使同时和后继的词人开阔了视野。

2•范仲淹的边塞词温婉中寓豪宕之气,挣脱了宋初词坛的温馨缠绵的词风的束缚,显示出宋词的新的词风

一部《花间集》吟来唱去,无非是“锦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坛”。范仲淹的边塞词,就能以独具的风格、真挚的感情给人以新鲜的美的享受。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些边塞词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激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吐露真实的思想感情。范仲淹诚然是一位名震遐迩的守边名将。他为抵御西夏的骚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民歌中把他描绘成“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英雄。然而,他毕竟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边塞词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除了抒发他的“燕然未勒”的遗憾之外,也写了他的浓重的思乡之情,使人看到了一个赤胆忠心守卫边防的名将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把这些真实情感的吐露的作品与那些老调重弹、矫饰造作的作品稍加比较,它们审美价值的高低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范仲淹的文学成就是显著的,不仅在宋代文坛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应有他的一席之地。然而范仲淹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的光辉掩盖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其文学创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范仲淹不仅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诗论、文论、赋论别具一格;而且他也是一个诗词律赋兼擅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些传诵已久的名篇佳作。

人们大多只记得范仲淹如下的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就这句话就够了，太多的噜嗦没有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