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写过一首叫《三…道中》呢?
曾几写过一首叫《三…道中》呢?
三衢道中
(宋)曾几
梅子黄时日日睛,
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
曾几(1084~1166)中国南宋诗人。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今属江西)人,徙居河南洛阳。历任江西、浙西提刑、秘书少监、礼部侍郎。曾几学识渊博,勤于政事。他的学生陆游替他作《墓志铭》,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后人将其列入江西诗派。其诗多属抒情遣兴、唱酬题赠之作,闲雅清淡。五、七言律诗讲究对仗自然,气韵疏畅。古体如《赠空上人》,近体诗如《南山除夜》等,均见功力。所著《易释象》及文集已佚。《四库全书》有《茶山集》8卷,辑自《永乐大典》。
诗意:
梅子黄的五月,正是江南的雨季,却遇上天天晴朗的日子。坐着小船游到了小溪的尽头,回程正好走山路,现在看到的是一路绿荫浓浓并不比以前看到的少,而绿荫深处传来的黄鹂的声声啼鸣,更增添了不少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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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澈
原: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译:家兄苏予瞻,贬官海南岛,四年春正月,当今天子登基.施恩天下,恩泽遍及鸟兽。夏六月,家兄受命渡海北归,第二年,乘船至淮、浙。秋七月,因病在毗陵去世。吴越的百姓,在集市上相聚而哭,当地的君子在家祭奠。死讯传到各地.无论贤者还是愚人,大家肃叹息流泪。几百个太学生,相继到慧林寺院施饭给僧人。呜呼!当世文豪殒没,年轻人还敬慕谁呢?家兄刚得病时,写信嘱咐我说:“如果我死了,把我葬在嵩山下,你替我写墓志铭。”我拿着信哭着说:“我哪忍心替我兄长写墓志铭!”
原: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译:公子的名字叫轼,姓苏,字子瞻,还有一个字叫和仲。是四川眉山人,曾祖父叫苏杲,被朝廷封为太子太保,曾母亲姓宋,被追封为昌国太夫人。祖父叫苏序,被朝廷封为太子太傅,祖母姓史,被追封为嘉国太夫人。父亲叫苏洵,封太子太师,母亲姓程,追封成国太夫人。苏轼十岁时,他父亲四方游学,其母亲自教授。知道古今成败,都能说出要点来。母亲曾经给他读《东汉史》《范谤传》,有感而发,叹息不已。苏轼在旁边,说,我如果成为范谤这样的人,夫人愿意吗?其母说,如果你能成为范谤这样的人,我怎么就不能成范谤母亲那样的人呢?苏轼于是奋发立志,母亲说,我有一个好儿子。等到成年时,学通经鸣,写文章能日写千言。
原:嘉佑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伐,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伐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伐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伐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写书信
译:嘉佑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进士考试,厌恶当时浮华不实的文风,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梅圣俞当时参与这牛事.得到家兄写的《论刑赏》,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又惊又喜,认为他是奇才,打算在众多士子中把他取为第一。曾经以为是文忠的学生子固所写的,于是评苏轼为第二名。后来又以“《春秋》对义”一文得到第一名,后参加殿试,中乙科。上书答谢诸位考官,文忠看见了,写信告诉圣俞说:“老夫要避开这个人,放出一头地。“士听的人开始嚷嚷不厌倦,很久才信服。丁太夫人忧愁,最终去世。五年,授官河南福昌主簿。李文忠因直言推荐的秘阁。试验六研究,过去不起草,因此文章多不好,你开始起草,文章鲜明,当时认为很难。比回答控制策略,再进入三等。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备的,你尽心职守,老吏畏惧。关中从元昊反叛,人穷劳役沉重,岐下一年以南山木?进攻,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危险,衙前以破产的接连不断的。景公问遍老校,说:“伐木的危害,本来不至于这样,如果黄河、渭河没有上涨,曹操?伐木者按时进止,其实不用耗费太大,担心趁着黄河渭河的泛滥会发生许多灾害而已。”你就是修衙规,使衙前可以自己选择水工,伐木行无忧。于是对府,使得系登记,从此,衙前的伤害减少一半。治平二年,罢任回到,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外地听说公名,想把唐的旧例召入翰林,宰相限用近例,想召试秘阁,上说:“不知道他们能否因此试,如苏轼有不能吗?”宰相尚且不可,等到考试二论,都进入三等,得直史馆。
原: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译:任杭州通判。家兄在那里常常依法变通.方便百姓,百姓因此得以稍稍安定。高丽进贡的使者蔑视、欺凌州郡官吏,接待、陪同的使臣都仗势骄傲专横,直至同上级官吏分庭抗礼。家兄派人对他们说:“外国人向往教化来到我国,按理一定备谦恭和顺,现在(高丽使者)竟然这样强横放纵,不是你们诱导,他们也不至于到这地弗。如果你们不悔改,我们就要上报朝廷,”接待、陪同的人害怕了,因此稍微收敛。官吏心服,百姓敬爱,等到家兄离任,还称他为学士.不称他的姓。
原: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二班使臣领悍卒数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译:苏轼从杭州调到密州。一到便立即实行法律,使人民自己按照一定户数分散财产,还使人们实现上告法律不真正实现的地方,司农下令实施新法,不按时实施实行的人按违反制度处置。苏轼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反制度的判罚,如果是出自朝廷,谁敢不听从?如今命令出自司农,这是擅自制定律法。”提举官害怕地说:“请您先不要追究这件事。”不久,朝廷知道这个法令危害百姓利益,于是下令废除了它。密州人私下为这件事感到幸运。郡县曾经有盗窃的事情而没有破获,安抚转运司非常忧虑,派遣使臣带着几千彪悍军卒到那里抓捕。军卒残暴恣意横行,用违禁物品来陷害百姓,进入百姓的住所争抢打架,最终杀人,畏惧受到惩罚而惊慌逃跑,想要制造慌乱。人民为此向朝廷起诉,公开上书,朝廷却视而不见,回复:“一定不至于这样。”逃亡的士卒听说了这件事,稍为心安。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
原: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译:家兄从密州调到徐州。这时黄河水冲决曹村,徐州城墙将要被毁坏。富有的市民争着出城躲避水灾。家兄说:“如果富有的市民出逃,民心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大水绝不会冲毁城墙。”又把富有的市民赶回城。家兄穿草鞋,持手杖.亲自跑到武卫营,呼喊他们的卒长,对他说:“河水将毁坏城墙,情况急迫,你们虽然是禁军,也应该替我尽力抗灾。”卒长喊着说:“太守都不怕大水,是我们这些百姓舍命报效的时候了。”拿着棍棒走进队伍,率领他的部下短衣光脚拿着簸箕铁锹出营,抢筑东南长堤,起于戏马台,尾部同城墙相连。长堤筑成,大水就漫到了堤下,但没有毁坏城墙,民心才安定。然而大雨日夜不止,河水暴涨,只有三板的城墙没有被淹没。家兄住在城上,过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墙而守,最终保住了城池,把事情报告朝廷。家兄又请求调拨来年服劳役的人增筑旧城,防备洪水第二次来袭。朝廷答应了家兄的请求。洪灾过后,皇帝下诏褒奖他,徐州百姓至今思念他。
原: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郑胩锔敢袄希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
译: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置他于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惟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于山水之间,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五年,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对宰相王王圭、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苏轼撰成国史。”王王圭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意思不满意,于是亲自写信把苏轼调到汝州,其中这样说“:苏轼贬谪居住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经过一年更加深刻,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而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穷,在常州有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帝就答复同意了。
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
译:建中靖国元年六月,邀请老人,以自己官吏的身份邀请做官,竟然不起身。在死前的十天,独自为众多孩子所在旁边侍候,说:“我一生不做恶,死后必然不堕轮回。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的死而哭泣。”向他询问死后之事,也不回答,于是在七月丁亥日时快乐地逝去了,。
原: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箪、符、箕、a、筌、筹。
译:苏轼娶了王氏,并追封为通义郡君。继承他房间的是他的女儿和弟弟,封为安郡君。有三位儿子,老大名迈,是雄州的防御推官,知晓河流间县城的事。老二名迨,老三名过,都是承务郎。有六位孙子,名叫箪、符、箕、a、筌、筹。
原: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译:明年是癸酉闰六月,葬在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即以礼葬姑。及官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
译:公的文章,是上天赋予的。小的时候和我一起向父亲学习,起初喜好贾谊、陆贽的文章,议论古今成败,不说空话。后来读《庄子》,感慨万千说:“我过去心中有所得,但不能说出,今天看《庄子》,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于是写成《中庸论》,语词精妙,都是古人所不知道的。他曾经对我说:“我看当今有学识的人,只有你可和我不相上下。”后来贬谪到黄州,关门读书,挥洒文墨,他的文风一变,文章气势就像大河奔流,我却瞠乎其后无法企及。后来他读佛书,深刻地感悟到宇宙人生,融合孔、老,广博雄辩没有阻碍,知识渊博,无边无际。父亲晚年读《易》,玩味爻象,悟出刚柔、远近、喜怒、逆顺的道理,再来看卦词,无不迎刃而解。父亲作《易传》,没有完成,就病重了,让公继承他的遗志。公哭着接受父命,最后完成了这本书,从这以后,千年以前的精微道理才鲜明彰显而能让人知晓。又写《论语说》,不时发掘孔子的深奥道理。最后在海南,写《书传》,推测探索上古宏伟独到的学说,许多都是先儒所未能达到的。三本书写成后,哥抚着书叹息道:“今生今世如果不能有人理解我,后世也一定有君子理解我。”至于遇事有感写成的诗、骚、铭、记、书、檄、论、撰,都超过了别人。他著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来与李白、杜甫相近,晚年喜欢陶渊明,几乎所有陶诗都有追和之作,诗共有四卷。年轻时喜爱书法,老了也不厌倦,自称比不过晋代书家,唐时的褚、薛、颜、柳,差不多可以比得上。一生忠于孝道友情,轻财好施。伯父太白过早离开人世,子孙没有成年,姑母杜氏谢世,尚未安葬,父亲去世时留下遗言。公守丧期满后就按礼数安葬了姑母。等到能够按荫庇的规定求官时,又奏请让伯父的曾孙苏彭袭爵。他待人,见到好的就赞美,显得迫不及待;见不好的就责备,唯恐不彻底;只要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并不顾那样做(有无)危害,因此多次被当世所困扰,但始终不感到遗憾。孔子称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才,说:“追求仁爱而得到仁爱,又有什么怨恨?”公正是如此。
原:铭曰: 译:铭上说的是:
苏自栾城,西宅于眉。 苏东坡来自栾城,祖籍在眉州西部。
世有潜德,而人莫知。 苏家世代有德行,只是世人不知道。
猗欤先君,名施四方。 直到哥哥你名扬四海。
公幼师焉,其学以光。 你从小拜师学习,你的学问很光彩。
出而君,道直言忠。 自做官就一直效忠皇帝,行道正直,说话忠诚。
行险如夷,不谋其躬。 危险的事对你显得平常,你从来不亲自办理。
英祖擢之,神考试之。 杰出祖先提拔你,神灵考核测试你。
亦既知矣,而未克施。 才能虽得以显示,主张却未得以实施。
晚侍哲皇,进以诗书。 晚年侍奉哲宗皇帝,常献以诗书。
谁实间之,一斥而疏。 谁知有人为了自身利益竟然离间你和皇帝。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 你的心就像玉石,即使焚烧也不化为灰烬。
不变生死,孰为去来。 你不畏生死,看透朝堂。
古有微言,众说所蒙。 你微言大义,终于重新回朝。
手发其枢,恃此以终。 你亲自掌管中书省直到去世。
心之所涵,遇物则见。 你的心灵美,遇到事情都会体现出来。
声融金石,光溢云汉。 你进的是金石之言,光照天地。
耳目同是,举世毕知。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的同仁也都是这样的人。
欲造其渊,或眩以疑。 但他们为了他们的事因为疑惑而茫然。
绝学不继,如已断弦。 可惜你的才学像断了的弦无人继承。
百世之后,岂其无贤。 你去世之后,难道就这样没有贤才了吗?
我初公,赖以有知。 一开始我跟随你,是自恃智慧。
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安抚我的你是我的哥哥;教诲我的你是我的良师。
皆迁于南,而不同归。 现在你我阴阳两隔,再也不能相见。
天实为之,莫知我哀。 这是老天绝我啊,没人能知道我的哀痛!
一、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佑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在嘉佑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二、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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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兄苏予瞻,贬官海南岛,四年春正月,当今天子登基.施恩天下,恩泽遍及鸟兽。夏六月,家兄受命渡海北归,第二年,乘船至淮、浙。秋七月,因病在毗陵去世。吴越的百姓,在集市上相聚而哭,当地的君子在家祭奠。死讯传到各地.无论贤者还是愚人,大家肃叹息流泪。几百个太学生,相继到慧林寺院施饭给僧人。呜呼!当世文豪殒没,年轻人还敬慕谁呢?家兄刚得病时,写信嘱咐我说:“如果我死了,把我葬在嵩山下,你替我写墓志铭。”我拿着信哭着说:“我哪忍心替我兄长写墓志铭!”
家兄十岁时,父亲到外地宦游。母亲亲自教授诗书,他听到古今成败的事,总能说出其中的要害。家兄也发奋努力,有用世之志。母亲高兴地说:“我有个好儿子了!”等到成人,他通晓经史.每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嘉佑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进士考试,厌恶当时浮华不实的文风,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梅圣俞当时参与这牛事.得到家兄写的《论刑赏》,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又惊又喜,认为他是奇才,打算在众多士子中把他取为第一。
任杭州通判。家兄在那里常常依法变通.方便百姓,百姓因此得以稍稍安定。高丽进贡的使者蔑视、欺凌州郡官吏,接待、陪同的使臣都仗势骄傲专横,直至同上级官吏分庭抗礼。家兄派人对他们说:“外国人向往教化来到我国,按理一定备谦恭和顺,现在(高丽使者)竟然这样强横放纵,不是你们诱导,他们也不至于到这地弗。如果你们不悔改,我们就要上报朝廷,”接待、陪同的人害怕了,因此稍微收敛。官吏心服,百姓敬爱,等到家兄离任,还称他为学士.不称他的姓。
家兄从密州调到徐州。这时黄河水冲决曹村,徐州城墙将要被毁坏。富有的市民争着出城躲避水灾。家兄说:“如果富有的市民出逃,民心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大水绝不会冲毁城墙。”又把富有的市民赶回城。家兄穿草鞋,持手杖.亲自跑到武卫营,呼喊他们的卒长,对他说:“河水将毁坏城墙,情况急迫,你们虽然是禁军,也应该替我尽力抗灾。”卒长喊着说:“太守都不怕大水,是我们这些百姓舍命报效的时候了。”拿着棍棒走进队伍,率领他的部下短衣光脚拿着簸箕铁锹出营,抢筑东南长堤,起于戏马台,尾部同城墙相连。长堤筑成,大水就漫到了堤下,但没有毁坏城墙,民心才安定。然而大雨日夜不止,河水暴涨,只有三板的城墙没有被淹没。家兄住在城上,过家门而不入。派官吏分墙而守,最终保住了城池,把事情报告朝廷。家兄又请求调拨来年服劳役的人增筑旧城,防备洪水第二次来袭。朝廷答应了家兄的请求。洪灾过后,皇帝下诏褒奖他,徐州百姓至今思念他。
家兄的为人,遇见好人好事就极力赞誉,遇见坏人坏事就尽力斥责,遇见正义的事情就奋勇去做,而不顾危害。因此一生常常困顿,但始终不以此为遗憾。孔子认为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说:“祈求仁德就得到仁德,还怨恨什么呢?”家兄确实有这样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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