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对韩愈的评价？
一、李白对韩愈的评价？
历史上唐朝分盛唐、中唐和晚唐三个阶段。盛唐时期，指的是贞观之治（公元627—649年）到开元盛世（公元713—741年）这段时间，即从唐太宗李世民到他的重孙李隆基这段时间。这之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唐朝盛世就此结束。韩愈生于公元768年，卒于公元824年。这个时期的唐朝已过了史学界公认的盛唐时期，进入中唐时期。所以盛唐人是不会评说中唐人韩愈及其故里的，否则的话，这些人就成了先知先觉的神仙了。
倒是有一个盛唐人间接讲过韩愈故里的，那就是大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李白曾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中说韩愈的父亲“君名仲卿，南阳人也。”韩愈父亲韩仲卿是南阳人，那么，韩愈当然也应该是南阳人，即韩愈的故里在南阳。此南阳经宋代朱熹考证得出结论：“然南阳之为河内修武则无可疑者。”
到了中唐时期，韩愈及其几个朋友及弟子都没有明确说明韩愈故里的，只是在他们的诗文中隐约透露出韩愈故里的一些信息。
二、韩愈是如何评价李白和杜甫的？
韩愈在《调张籍》中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谤伤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
三、韩愈写的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四、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为已故好友柳宗元所创作的的墓志铭。
原文：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
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
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
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
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译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
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
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的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
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
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
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
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
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
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
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
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
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
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
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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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
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
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
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
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五、韩愈评价李白、杜甫二人的诗句是什么？
韩愈评价李白、杜甫二人的诗句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出自《调张籍》。
《调张籍》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载于《全唐诗》卷三四〇。此诗热情地赞美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作者对他们的高度倾慕之情。
全诗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幻想。诗文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产生令人心摇意骇、目眩神迷之效果。
六、韩愈 为皇帝写的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蓝田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七、韩愈的墓志铭代表作？
《柳子厚墓志铭》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为已故好友柳宗元所创作的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讲述了柳宗元的家世、为人、政绩等，包括了世系、卒葬、子嗣等墓志铭应该有的内容。通过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综合概述，作者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宗元受排挤、长期遭贬、穷困潦倒的经历给予深切的同情，对柳宗元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文章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全文酣畅淋漓，顿挫沉郁，抑扬隐显不失实，饱含朋友交游无限爱惜之情。
八、韩愈评价唐太宗？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帝是天之骄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无论皇帝做了多么错误的事情，做臣子的都不可能当面指责皇帝，只能采取“讽谏”的方式委婉劝说。纵使耿直如魏征，在面对一代贤君唐太宗的错误时，也是转了好几个弯进行劝谏。
然而，在中唐时期却有这样一个“耿直”的文人，面对皇帝的荒唐行为，他丝毫不留情面，直接上表指责皇帝。他就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韩愈。公819年，唐宪宗欲迎佛骨入宫供奉，韩愈尊儒排佛，十分反对这种荒唐行为。
于是，他立刻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当面怒怼唐宪宗，丝毫不留情面，真是大唐第一“直人”。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皇帝雷霆大怒，要当庭赐死韩愈。最后在正直大臣的周旋下，他幸免于死，但却被贬到了蛮瘴之地潮州做了刺史。走到蓝关时，他写了一首诗给他的侄儿韩湘，成为千古绝唱。今天笔者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奉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写这首诗时韩愈将近50岁了。50岁，在现代中国人看来并不算很大的年纪，但是对古人来说，已经算老年了。而且被贬之地潮州，荒蛮偏僻，多瘴气，加上距离长安几千公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来说，这一去，无异于死路一条。
整首诗语极凄切，在首二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中，他说自己今天遭受的一切都是自找的，交代了自己被贬的原因。从“一封”到“夕贬”足见当时唐宪宗是十分震怒的，也侧面说明了封建社会政治的险恶，真是伴君如伴虎。
对于自己的遭遇，韩愈后悔吗？没有！从诗作第三，四句就可以看出来。诗人说“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我是在为朝廷做兴利除弊的事情，我怎么会怜惜自己残存的时光呢？对韩愈而言，兴儒排佛是正义之事，即使被皇帝贬谪也在所不惜。一句“肯将衰朽惜残年”，多么悲壮，多么坚定！
然而皇权的翻云覆雨，实在让人心寒。被贬到蛮痒的潮州，此去生死未卜，所以他又说“云横秦岭身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充满了英雄失路的悲痛。茫茫秦岭，诗人不知道自己将埋身何处，路途艰险，连马都不愿意向前行走。
所以诗人相信这一去必死无疑，已经做好了“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准备，但整首诗的意境并不衰飒，因为诗人在意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千秋大业，是“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金石之质，是“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的浩然之气。
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充满了儒者仁心，以一个正统儒者的身份维护儒家道统，极力反对外来宗教。为此，他甚至不惜与皇权相抗争，充满了一股“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浩然正气，无论何时都是继杜甫之后最受后人景仰的伟大诗人。
九、韩愈给多少人写过墓志铭？
韩愈为人写墓志铭大约80篇，其中有不少名篇传世，被赞誉为“古今墓志第一人”（清代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有人认为韩愈的墓志铭言过其实，甚至是阿谀奉承，为此所得收入“谀墓金”有伤斯文，似乎唯利是图、“大逆不道”。如果我们从墓志铭创作缘起的朋友之情、教化意义等方面来反思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些指责有失中肯。实际上，韩愈的墓志铭创作既合情，又合理。
韩愈写的墓志铭、碑文、行状，不少是对自己好朋友的怀念，回顾交往友谊，纯粹寄托哀思，分文不取，甚至是“赔钱”行为。例如，诗人孟郊与韩愈开创了“韩孟诗派”，有“韩笔孟诗”的美誉。他们一见如故，诗文唱和，成为忘年之交（孟郊比韩愈大17岁）。孟郊才高八斗，《游子吟》家喻户晓，《登科后》有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一生贫困潦倒，死时无分文之财，作为知己好友，韩愈主动捐款100贯钱给他安葬，并为之写下了《贞曜先生墓志铭》。
人们敬佩韩愈的为人、为文，纷纷前来请求撰写墓志铭，韩愈盛情难却。韩愈同僚张园被害，家属前来请求韩愈写墓志铭，在韩愈面前哭哭啼啼，韩愈非常同情，遂写下了《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谒铭》。韩愈的邻居兼老乡灵州节度使御史大夫李栾妻子何氏（被封为息国夫人）死后，其家属来向他乞铭，韩愈为乡邻写下了《息国夫人墓志铭》。韩愈文笔优美、赫赫有名，求其写墓志铭者众多，给予韩愈比较高的润笔费，完全是自愿的、市场化的、民间的行为，是朋友之间友好的感谢、酬劳的表达，并非韩愈“敲诈勒索”，这本无可非议。韩愈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双方满意，何乐而不为？
唐代当时流行丧葬墓志铭的社会风气，希望死者“永垂不朽”、家族名声能够流芳百世，写墓志铭的情况非常普遍，很有市场。长安城里请文人雅士为已故亲人撰写碑文、祭文、行状、墓志铭，成为风尚。有钱有势的人家，更是讲究请有名望的文人士大夫撰写墓志铭。韩愈身处当时社会，顺应时风，尊重民间风俗，成人之美，应邀进行墓志铭写作。唐代除了韩愈，还有很多文人为人写墓志铭，如李白、杜牧、李邕、元慎、白居易等。
韩愈才华横溢，墓志铭上乘之作很多。他通过墓志铭这样的文学表达形式，曲径通幽，很好地传播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体现了他在《原道》一文中倡导的孟子大丈夫精神，大力宣扬了儒家的君子之道，在佛教、道教盛行的唐代，独树一帜，力挽狂澜，企图复兴正统的儒家文化。韩愈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韩愈《争臣论》）由此完全可以理解，韩愈并不以别人乞求写墓志铭作为负担，而是乐此不疲，当作自己借亡灵的事迹来修辞明道、褒扬仁义道德的好机会、好渠道、好方式，用来教化子子孙孙，为社会道德理想指明方向。
十、李白岑参韩愈的资料？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合称为“大李杜”。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江陵（今湖北荆州）人。曾任安西节度使判官，晚年出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在西北边区从军多年，对边塞生活有较深的体验，擅长写边塞诗。其诗歌颂边塞将士的英勇战斗精神，对边塞风光的描绘气势豪迈，色彩浓烈。有《岑嘉州诗集》。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 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代表著作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