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墓志铭是谁写的？

一、陈寅恪墓志铭是谁写的？

陈寅恪墓志铭是由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钱穆先生所撰写的。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名人，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贡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敬。钱穆先生在为陈寅恪撰写墓志铭时，用朴素而深刻的语言表达了对陈寅恪一生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也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理解。墓志铭文辞简练、意蕴深厚，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二、陈寅恪为自己写的墓志铭？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陈寅恪墓地右侧的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么令人警醒、深思的格言！

1929年，陈寅恪在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文中郑重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陈寅恪的墓碑上。

三、陈寅恪给王国维的墓志铭译文？

海宁王先生从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与人都思念不能自已。他的弟子受先生的陶冶煦育的一年，尤其想用永远的思念。都说，应该铭记的碑石，以昭示于无结果。因而刻石的词叫寅恪，多次推辞不掉，谨举先生的事业，以遍告天下后世。

其词说：士的读书做学问，这将以摆脱思想于世俗谛的桎梏，真理因此得以提高。思念而不自由，宁可死了。这是古今所共同的努力为仁圣，难道平庸的希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的意志，这是讨论在一个人的恩怨，一个姓的兴亡。噢！在这石头在讲堂，是悲哀而不忘。

表哲人的奇节，诉真情实感的茫茫。未来不可预知的了，先生的著作，或许可以不显著；先生的学说，或许，可商，这些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经过千万年，与天地而同时间，共三光而永光。

四、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评价？

评价不高。 因为陈寅恪在他所写的《误国论》中批评了王国维的政治立场，认为他是“伪君子”，严厉批判了他的“生于管仲之后，几千年来首遇之狂生，而自比为管仲之后”，认为这是对历史和人物的曲解。因此，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墓志铭仅是简单的经历和介绍，没有什么美誉和赞扬之辞。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墓志铭这种文体本身并不是为了评价或批判，而是为了记载逝者的经历和事迹。

五、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墓志铭的核心观点？

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评价：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陈寅恪意思，王国维投湖属于“殉节”，跟屈原投江一个意思。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一个屈原，一个李白，一个王国维，都隔了一千年。

六、陈寅恪题王国维墓志铭的核心思想？

①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②碑文表现出陈寅恪对王国维辞世的痛惜和对其精神思想的推重。

③ 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其思想是独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伟大的、极富个性的。他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他对中国学术所进行的深刻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审视，都是高标独立、卓尔不群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学术研究，他的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都是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缺乏，因之也是所特需的。

④可以说，陈寅恪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坚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嚣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然他有时迫于时势，噤不得发，但却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所以在暮年的时候，他能欣慰地对世人宣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⑤《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一书的封底上写着：“在20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者们以其超迈的胸襟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它赫然镌刻着：重建文化，再铸国魂。”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到底与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实际是一致的。

⑥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对于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状况，陈寅恪十分悲愤，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1929年，他在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同时说明陈寅恪十分重视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陈寅恪游学各国，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但在中西关系上，他坚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932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郑重指出，吸收外来文化，“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收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维护民族文化地位的态度，同样反映出所坚持的民族独立精神。

⑦陈寅恪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真情，和他的家庭分不开。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立三在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实行新政，对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卓有成效。1937年7月，日本侵华军队进占北平，陈立三忧愤至极，绝食而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目睹父祖的行为，加之平时所受熏陶，自然培育了他高尚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陈寅恪自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别传》，一生尊崇道义和气节，并以自己的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这些都是在爱国、爱中华民族、爱学术文化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完成的。为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献身学术，寻找重建学术文化的途径，才是他所能选择的正确的人生道路，也是唯一的选择。

⑧作为独具人格魅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陈寅恪还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1927年，王国维的逝世给陈寅恪以巨大的震动，而他在遗书中的“文化托命”，对陈寅恪的影响之大更是贯穿终生。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挽联序中也写道：“十七年家国久销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伤身。”至此陈寅恪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即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研究，重新唤起国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中华民族。

⑨基于这样的使命，陈寅恪首先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中古史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中古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既有国家的大分裂，又有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外有佛教思想的输入，内有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移植与交流，并且在以后数百年的分裂与动荡之中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于是从1927年开始之后的50多年间，他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为使命，怀着其“终必振复”的信念，致力于学术研究。历大半个世纪岁月的消磨，陈寅恪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在近、现代的中国学者中无人能出其右。这种难能可贵的使命意识，使他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学大师而存在，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存在。

⑩作为一代大师，陈寅恪为海内外学人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格，使人们觉悟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一种理性的文化心态。陈一生守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的是凭自己的睿智和胆识,实践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续命河汾”之路，意欲建构自成一体的知识分子价值体系。虽然历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迈的胸襟和独造的胆识在现代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先生的风骨为后世学者所景仰，先生的思想也必将为后世学者所弘扬。

七、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的核心观点？

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评价：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陈寅恪意思，王国维投湖属于“殉节”，跟屈原投江一个意思。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一个屈原，一个李白，一个王国维，都隔了一千年。

八、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核心观点是什么？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所写，却完整体现了“五四精神”。

他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维新四公子”之一，母亲也是名门之后，陈家称得上门第清贵。他还有个个哥哥叫陈师曾，大家应该听过，是个著名画家，还是齐白石的恩人，甚至有人说，假如没有陈师曾的慧眼，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齐白石。

九、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墓志铭的核心内容？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十、陈寅恪生平？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