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现在就写墓志铭

为什么要现在就写墓志铭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墓志铭起源于秦、西汉，经东汉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初期既无固定的形制，也无一致的称谓，到成熟期后才形成统一的格式。其间，随着周易文化的日臻成熟，人们将中国易经文化引进了墓志铭的写作之中，并得到了印证。易经文化在这里主要体现在风水上，也就是当代社会所说的环境。风水（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目共睹，所以，古代将墓志铭的写作作为一种“人为风水、人文风水”，将其埋藏在墓地中或竖立在墓前，用来调节风水，以达到避灾驱邪令生者事业和生活趋于美好，并令逝者安慰。

另一个原因是，生者为故人立传并刻于石上，以记述墓主姓氏名谁，及其生平，备后人牢记在心。在中国古代，凡是官宦人家或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家族，无一不为故者立碑撰文，让墓志铭这一“人文风水”与自然环境风水相融合，以达到双重风水调节的作用，所以后代们才得以荣华富贵。

高适有墓志铭吗？

高适故里今何在,盐山夜珠高家村

――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籍里考辨

史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唐朝著名诗人高适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一生充满坎坷曲折且富有传奇色彩，他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盛唐诗坛屈指可数的大诗人，而且文武兼修，卓有见识，晚年历任刺史、节度使、散骑常侍等高官，最后晋封渤海县侯，成为当时政坛上一位独当一面、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他的籍贯问题却长期众说纷纭，目前，高适的故里主要有河北景县、河北沧县、河北盐山、河南洛阳等四种说法。那么，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故里到底是哪里呢？

一、河北景县说。其依据是唐末五代时期后晋刘d等人编著的《旧唐书・高适传》，书中记载：“高适者，渤海人也。”县即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渤海是汉代的郡名，后汉时县属渤海郡；隋朝废渤海郡，县属观州；唐朝废观州，县属德州(故治在今山东陵县)，后来又先后改属冀州、景州，近代废府、州为县，景州改称景县。由此可见，在高适生活的年代，早已没有渤海郡了，而且县也早已成为德州下辖的一个县。那么《旧唐书》为什么还称高适为“渤海人”呢？

原来，这里的“渤海人”并非指高适的籍里，而是就高氏的“郡望“而言。“郡望”是一个姓氏的名门望族所在地。“渤海县”就是天下高姓人的郡望。唐朝人非常重视郡望，正如《新唐书・高俭传》所言：“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当时一说起高氏，人们自然也就会想到 “渤海县”。 唐朝文学家韩愈本是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但却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也是因为昌黎是韩姓人郡望的缘故。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高氏出自姜姓。齐太公(即西周姜太公，亦称姜尚、吕尚)六世孙文公赤生公子高”，公子高的孙子高菁匆浴案摺弊治希晌呤鲜甲妗：蠛菏逼冢莸亩迨浪锔吆槿尾澈？ぬ兀宜於佑诓澈Ｉ县，其后裔人丁兴旺，很快成为郡内最强盛的家族之一，并形成渔阳、辽东、广陵、河南等多个支系。这就是后世天下高姓的主流，即“渤海高氏”。因此隋唐前即有“天下之高出于渤海”的说法。

唐朝人喜称郡望，乃是沿袭汉魏以来的旧习和风尚。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制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 在门阀制度下，是否属于某一个名门望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前途命运、婚姻问题，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也严格有别。

在《晋书》《北齐书》《隋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高氏有官爵者有一百四十多人，绝大多数都记为“渤海人”，其实他们很多人的籍里和出生地并不在县。隋朝宰相高颖身上有着鲜卑人的血统，不是纯正的汉族人，但为了显示其出身名门望族，他便也“自云渤海人” （见《隋书・高颖传》）。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由于“唐人好标郡望”，友朋间也常常以郡望相称，以致官方修史时也不详细考辨人物家乡籍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这竟成为当时修史的一项“原则”，从而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时，因为李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刘知几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

对于高适的籍里，前人早已作出辨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高常侍集》提要中指出：“考唐代士人多题郡望，史传亦复因之，往往失其籍里。”这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到了北宋年间，史学家欧阳修、宋祁等人撰写《新唐书》时，觉察到《旧唐书》存在的这一问题，于是经认真考辨，确定高适为“沧州渤海人”，摆明了就是不承认高适的籍贯是“渤海县”。

二、河北沧县说。《新唐书・高适传》记载：“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新唐书》断然摒弃了高适籍里在县（即河北景县）的说法，但同时也带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沧州和渤海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史籍记载，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孝明帝设置沧州，到唐朝时，其行政区域大致相当于后汉渤海郡所辖地区，统领南皮、盐山、东光、乐陵等十二县，但不包括县，因为此时县归德州统领。

如果《新唐书・高适传》中所说的“渤海”是郡名，那么与“沧州”其实指同一地域，属同地异名。但《新唐书》把不同时代代表同一地区的古今两个地名混合在一起说，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令人不知所云。如果《新唐书・高适传》中所说的“渤海”是个县名，在高适生活的时代，还真有一个渤海县，但当时属棣州管辖，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滨州一带，跟沧州并无关系。

正因为看到了《新唐书》记载高适籍贯的矛盾和混乱，所以后来很多学者干脆把高适直接记为“沧州人”。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说：“高适，字达夫，沧州人。”明代陈循等编纂的《寰宇通志》卷二说：“高适，沧州人。”明代天顺年间编纂的《明一统志》卷二：“高适，沧州人。”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卷三十二：“高适，字达夫，沧州人。”

宋代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沧州人物》云：“唐高适，玄宗时举有道科，官至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直接把高适列为“沧州人物”。万历《沧州志》卷四、康熙《沧州志》卷八、乾隆《沧州志》卷九、民国《沧县志》卷八皆谓高适沧州人（这是历代州志中的记载）。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十、万历《河间府志》卷十一、乾隆《天津府志》卷二十八《文苑》均谓高适沧州人（这是历代府志中的记载）。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的两部《河间府志》均属地方官修。当时沧州、景州（景县的前身）均隶属河间府管辖，编纂者对高适的籍里在沧州还是在景州需要作出抉择，最后他们舍弃了景州，选择了沧州。到了清朝乾隆初期，此时沧州（包括南皮、盐山）已经划归天津府，高适也随之“划拨”出去，进入了《天津府志》，而乾隆版的《河间府志》也就没有再收录高适。

即使在文学作品中，记载高适为沧州人的地方也比比皆是。

明末清初诗人方文（1612―1669）有《沧州饮马倩若参军》诗：“暮秋曾过此，转眼又新秋。雨宿署斋冷，三年官况愁。酒深鸡易唱，风急雁难留。借问高常侍，如今有后否？（原注：唐高适，沧州人。）”（《涂山续集》之《北游草》）

清初诗人施闰章（1618―1683）《舟泊沧州登陈帧肥疲骸吧蓝习叮锷疾字荨！栉矢叱Ｊ蹋ㄗ宰禾聘呤剩字萑耍稳耸豆是穑俊保ā堆в嗵檬肪矶

康熙年间诗人汪绎（1671―1706）《沧州为高达夫故里》诗：“生计都归南亩田（高适的诗句），诗篇清绝到今传。抛官我亦寻诗去，还早先生二十年。（旧唐书谓“达夫年五十始学为诗”）”（《秋影楼诗集》卷六。

由此可见，古今众多的专家学者对高适是沧州人这一说法基本无甚分歧。但是，因为沧州治所（即州政府所在地）在沧县，所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认为，“高适是沧州渤海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沧县。”

其实，这样的认定是很勉强和武断的。沧州的治所在沧县，高适就成了沧县人；如果某人是山东人，难道他就一定是省会济南人吗？中国的首都是北京，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就都可以说是北京人了。显而易见，这样的推断逻辑是很成问题的。

三、河北盐山说。

高适是沧州人的说法，古今学者是比较认同的；但沧州毕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高适籍里的具体位置仍是个疑团。县（即景县）在历史上曾先后归属观州、德州、冀州、景州管理，跟沧州从无隶属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曾短暂属于沧县专区），所以首先被排除在外。沧县作为沧州的治所，也不必然是高适的籍里，前面已有论述。那么，具体来说，高适的籍里到底是沧州的哪个县、乡、村呢？

其实，这个问题前人早已给出答案了，那就是原属南皮，今属盐山的夜珠高村。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三记载：“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今改夜珠高家。”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十七：“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雍正《畿辅通志》、嘉庆《大清一统志》都是国家最高政府官修的史籍，学术认定应具有权威性。

雍正《长芦盐法志》附录援证卷十《古迹・甘井》，谓在高适故里，今称夜珠高家。乾隆《天津府志》卷十一《古迹》、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古迹》，皆称：“高适故里，在南皮县东南六十里，今改称夜珠高家。”

康熙《南皮县志》卷一《古迹》：“高适故里，在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卷七《人物•文苑》：“高适，字达夫，沧州南皮人，居夜珠高家庄。”光绪《南皮县志》卷一《古迹》：“高适故里，在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卷十一《人物》中收录有高适。民国《南皮县志》卷十三《故实志•古迹》：“高适故里，城东南八十里，今名夜珠高庄。”卷九《文献志•文苑》收录有高适。

南皮诗人张芝郁（嘉庆十八年举人）有《高适故里》诗（见《南皮诗钞》卷五），其题下自注：“在县东南六十里，今名夜珠高家。”民国时期著名方志专家贾恩绂（fu），在《盐山新志》卷二十六《金石》篇中也提到了南皮夜珠高村是高适故里。今人傅希克《高适藉里求是》（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也认为，高适籍里应是唐沧州饶安（今河北省盐山县夜珠高村），而不是河北景县。

当然，古代的“南皮”、“盐山”与今天的“南皮”、“盐山”行政区域不尽相同。“沧州”与 “沧州市”也是两个时空不同的概念。这是在辨析高适的籍贯问题时需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的。

明朝初年，县归属景州管辖，并且是景州的治所即州政府所在地。当时景州属于河间府，下辖吴桥、东光、故城三县。清代分河间府东半部设置天津府，并让景州下辖的三个县直属河间府，这样一来，景州就成了一个光杆州。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州为县，景州改为景县。这就是今天衡水市景县的由来。

高适籍贯的沧州、景州（即景县）之争，其实说到底就是新、旧《唐书》之争。首先，《新唐书》之所以重修，就是因为看到了《旧唐书》存在的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新旧《唐书》之间的差异，正是两个学术班底修史理念以及掌握文献资料的不同。其次，南皮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划归景州，而《旧唐书》编纂时，正值五代后晋时期，南皮恰恰归景州管辖；而北宋年间欧阳修等人编纂《新唐书》时，南皮又重回了沧州。因此说高适的籍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属于景州管辖，与高适是沧州南皮夜珠高村（后划归盐山）人的说法应该并不矛盾。

在研究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笔者也曾到高适故里夜珠高村实地探访过有关情况。夜珠高村位于现在的盐山县城西南七十华里漳卫新河北岸，今属圣佛镇。相传村南有一片松林，林中有一野猪，两眼放光，犹如夜明珠，于是借当地望族高氏的姓，取名夜珠高。村中原有一高氏祠堂，祠堂门柱的对联“汉朝以来是老户，饶安城西故人家”（饶安是盐山的旧称），据传就出于高适之手。村东有高氏祖坟，占地二十四亩，有石碑数块，据说高适即葬于其中。据《高氏族谱》记载，高适的儿子名叫高文举，曾任大学士；孙子名叫高堂，任户部员外郎；高堂的儿子高光道，任六合知县。

四、至于河南洛阳说，古今史籍向无记载。此种观点的提出，乃是当代几个学人通过研究在洛阳出土的几方墓志，进而证实墓志的主人就是高适的家人和族人。既然这些人死后都葬在了洛阳，那么高适是洛阳人必然无疑。

高适家族的墓志，自二十世纪初在洛阳便陆续有所发现，按照出土先后顺序，依次为《高岑（cen）墓志》《高琛（chen）墓志》《高琛夫人杜兰墓志》《高牛kui）墓志》《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共计六方。

《高拍怪尽繁恼缦拢骸胺蛉嘶牛澈Ｉ人也。……曾祖子□，皇朝（指唐朝）宕州别驾；祖埃kan），左卫大将军；父崇文，韶州长史。……年十三，归我朱氏。……呜呼！享年不永，以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六月廿二日遘疾，终于洛阳县界毓财里之私第，春秋卅有七。”（《大唐前益州长史成都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并序》）

因为《旧唐书・高适传》记载：高适“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对照《高拍怪尽罚腥丝贾こ觯瞥耙嬷莩な烦啥嘉局焓爻脊史蛉烁攀歉叽游模怪局屑俏叱缥模┑呐簿褪歉呤实慕憬悖ū雀呤试即笫乃辏Ｆ渥娓甘翘聘咦谑泵埃湓尕五粗荼鸺荨

从其它几方墓志里，还发现高适的父亲高崇文有两个哥哥高崇德和高崇礼。崇德的儿子叫高琛，高琛的儿子叫高逸；崇礼的儿子叫高琮（cong），高琮的孙子叫高岑。这样就构成了高适家族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系。

但笔者却一直不敢确认这几方墓志的真实性。

高适父亲高崇文的墓志全文如下：“君讳崇文，字崇文，渤海人也。春秋六十七，以开元七年（719）五月十一日终于广陵私第。以开元八年岁次庚申六月壬午朔廿五日景午，迁窆（bian，坟茔）于河南府洛阳县平阴里积润村北原，礼也。夫人渤海吴氏合葬茔。”（《高崇文玄堂记》）

我们看到高崇文的墓志文相当简陋，仅有寥寥数十字，只记录了最简单的信息，这在已出土的唐朝墓志中是极为少见的。高适作为死者已成年的儿子(二十岁左右)，并以文学见长，若其在父亲落葬时，同意制作这样一方简陋而草率到几乎失去墓志意义的玄堂记，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高崇文的父亲是唐高宗时的名将，声威煊赫，墓志文中也只字不提，这不仅不符合墓志文体详叙先世官爵以自矜的惯例，而且与高适家族其它几方墓志详细铺叙家世的文字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可以拿高适侄孙高岑的墓志文来做对照，其文如下（有删略）：“府君讳岑，字柳奴，渤海县人。……隋左散骑常侍佑，公之五世祖。高祖讳埃剩ㄖ柑瞥┳蠹嗝糯蠼啥⒙び伊降莱纸诖笞芄埽衷煌骼窦右病Ｔ婊涑缋瘢试器饨笪缆矢欣山蛔婊湓仕熘菟净Р尉唤砸源竺畹拢晌焦诨椋裱锛焉粟傲摇８蛩净Ч右病！衿隈凡悦良宦挥谏赂孪刂降冢呵锪腥Ｎ睾簦〔徘谑倜玻フ暝哪耆蛭逶挛迦眨鲋}于洛阳县平阴乡五赵村邙山之阳。”（《唐故朝散郎前太子左赞善大夫高府君墓志铭并序》）

这是一篇比较规范的墓志文，虽然在出土的高氏墓志中不是最长的，但先辈的功德、本人的生平几乎都写到了，与他的叔祖、高适的父亲高崇文的墓志文明显不同。只是这方墓志也存在一个纰漏，那就是所记世系前后矛盾，它先说“祖讳元琮，皇遂州司户参军”，又云“府君则司户公之元子也”，那么高元琮到底是高岑的爷爷，还是高岑的父亲呢？让人一头雾水。现代有学者如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先生、北大教授孙钦善先生直接把高岑判为高元琮的儿子，这样一来，墓志文中高岑先辈的世系就给全部打乱了；如果高岑是高元琮的孙子，而墓志文中丝毫不提其父亲，也太有悖于一般墓志铭的写法。为逝者做墓志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高岑墓志》却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实在令人费解。

《高崇文玄堂记》和《高岑墓志》存在的诸多问题，令其权威性大打折扣。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墓志是真实无疑的，也仍不能就此判定墓碑的主人就一定是高适的家人和近亲。

第一，《旧唐书》上说高适“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而《高拍怪尽泛汀陡叱缥男眉恰分屑窃氐母呤矢盖兹炊际恰案叱缥摹保淙挥醒д呷衔啊印搿纭蛴梢敉蟆保暇怪皇谴Р庵剩狈θ吩渲ぞ荨！毒商剖椤飞纤蹈叽游摹拔恢丈刂莩な贰保簿褪撬邓涝谏刂莩な啡紊希陡叱缥男眉恰啡此怠耙钥吣晡逶率蝗罩沼诠懔晁降凇保得鞲叱缥娜ナ狼霸缫牙肟刂莩な啡紊狭恕：罄锤呤试ス懔辏囱镏荩闹卸愿盖拙幼『腿ナ赖恼庖坏氐闳春廖薷朽啊

第二，高崇文去世于开元七年（719），春秋六十七，开元八年（720）迁回洛阳安葬（见《高崇文玄堂记》），而此时，高适正当二十岁左右，父子二人竟然相差了将近五十岁。在高适《别韦参军》一诗中，他“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可见情绪高昂、意气风发，前往京城长安求取功名，自以为功名富贵唾手可得，此时完全看不到丧父期间的一点悲戚心情。

如果说因为信息难通，高适离家时对父亲的离世并不知晓，那么在长安求仕受挫后，他很快就离开了长安，但 “许国不成名，还家有惭色”（高适诗《酬庞十兵曹》），他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哀悼父亲，而是客居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一呆就是三十年。再说，如果洛阳真有高适那么多近亲，父亲的坟茔和亲姐姐的家也都在那里，前半生潦倒落魄的高适，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投奔姐姐或接受族人的照顾呢？高适流传下来的二百多首诗中，竟然连一首也没有到过洛阳的记述。

第三，据墓志文，高适的祖父高霸芡回实某当强珊梗渭庸ジ呃稣秸⑾潞蘸照焦Γ僦亮啥馈⒙び业莱纸诖笞芄埽捕蓟ぃ馄皆骋囟ЩВ洌笪来蠼衷煌阍嵴蚜辏ㄌ铺诶钍烂竦牧昴梗５毒商剖椤啡醇窃厮担骸笆噬C（hu）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真不知平原君开国公高凹易褰龈粢淮镒痈呤示吐淦堑饺绱说夭健８呤适遣皇歉暗乃镒樱嫒萌瞬豢伤家椤

另外，在诗中高适还曾两次提到自己的侄儿高式颜（《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刺史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又送族侄式颜》）及一位曾任司功参军的叔叔（《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和任秘书郎的弟弟（《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但惟独从来没有一处提到过墓志文上的诸位兄弟侄孙，岂非咄咄怪事？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墓志上的高崇文或许根本就不是高适的父亲高从文，高适跟墓志文中提到的高啊⒏哞〉热艘膊⑽薰叵担虼耍呤适锹逖羧说墓鄣阋簿兔涣俗怕洹

综上所述，既然洛阳、景县、沧县都不可能是高适的籍里，那么高适是沧州盐山夜珠高村人的观点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