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的8.19事件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 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 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 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 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 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 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8月19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 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 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 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8月21日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并以“国事罪”被捕受审。8月23日被苏共中央监委会开除出党。事后,亚佐夫等人被捕。 亚佐夫元帅在审讯他的法庭上陈诉了他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因。他说:“我是尽个人所能,极力不使国家解体和军队崩溃,这个目的驱使我参加了1991年8月17日在克格勃所在地的会议。”关于强加给他的违反宪法的罪名,他说“难道总统对之宣过誓的宪法规定了国家和军队可以解体、可以破坏国防能力、可以不履行在全民公决中人民表达的意志吗?”“出于保护国家的动机的人反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这法律正是国家为维护自身而制定的。我又抓了什么权了?真是天大的笑话。”他坚持立场,强调国家统一,积极反对民族分立主义,坚决主张在必要时实行紧急状态。他在1990年11月27日维护国家秩序的八项声明,立场坚定,措辞强硬,引起了各方的注目。这也反映了他一贯的思想、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