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声告诉世人：山西人最重声誉，诚信为立足之本
沐子恒
十多年前，曾有这样一部由导演胡玫指导的传奇央视大剧《乔家大院》在一套播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荡气回肠的电视剧以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为历史背景，向我们真实再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那波澜起伏、富有传奇的创业人生。
早在19世纪初期，晋商们就走出山西，将他们精诚团结、重信守义的名声传播到各地。乔致庸（1817―1906）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山西祁县乔家堡，兴办票庄，汇兑银票，一生想要实现汇通天下的愿望。在八国联军占领京城后，他接待了一路逃难的慈禧太后，借钱给当时的流亡朝廷，从而被慈禧太后嘉奖，他的票号生意畅通无阻，再无禁令。
他终于看到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愿望获得成功，却也目睹了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亲眼看到百姓在洋鬼子的铁蹄下流离失所、惨遭屠戮。他想为国家再做些什么，却已经心有不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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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乔致庸活泼好动、积极进取，他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厌恶八股取士、腐朽没落的科举制度，不愿意死读经书，困守经阁，深深地向往着院子外面的大千世界。但是他的哥哥乔致广英年早逝，临终前希望他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于是他在祖宗牌位前立下誓言，带着仆人长栓出发了。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马车的车轴在途中损坏，因而他耽误了考期。主考官以为他不过是纨绔子弟，仅仅靠着知县的面子，凑个名头而已。且当着众人大发议论，言语中多有对山西商人的蔑视，认为山西人历来贪财，民风败坏。乔致庸不卑不亢，在院试大门前慷慨陈词，为晋商正名，为山西人正名，他大声的告诉世人：
历朝历代皆以商人为洪水猛兽，是以商路断绝，南北阻隔。其实大谬，天下赋税，商人有其三成，商人如果歇业，赋税便无从所出，要想改变山西困境，唯有商以富国，富国以强兵。山西商人，也绝不是唯利是图，囤货居奇的贪财奸商。
他是这样讲的，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着“不弄虚假，诚信为本”的信条，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儒商的开阔胸襟和视野。在中举之后，乔致庸因为其哥哥的儿子年纪太小，便承担起了庞大的家业。
他雄心勃勃，年少气盛，亲自领着商队到各地去贩卖茶叶，并因此赚了一大笔钱。不巧的时，时值太平军作乱，他遭遇到了以前的仇敌刘黑七，却索性有惊无险，被释放了回去。乔致庸在十年之后还记着这个故人。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刘黑七被俘获处以极刑，并当街曝尸三日。
乔致庸在这时候，不免还是意气用事，主动为刘黑七收尸，还对着尸体深深地鞠躬。没想到，此事被人告发，官府将乔致庸抓获投入大牢，冠上“私通匪寇”的罪名，判决秋后处斩。
这可急坏了他的一家老小，到处托人上门求情设法解救。清廷深觉乔家是只肥鸭子，可以从中取利，要乔家拿出五百万两银子赎回致庸，以充实国库。这笔巨大的支出对乔家可谓是沉重的打击，乔致庸很久都能从自责消沉中恢复。此后，他足不出户，将生意交付给助手打理。
但是不幸再一次降临到乔致庸头上。正当乔家生意逐渐有复苏之象，恢复元气之时，因为触犯了朝廷利益，清政府限制了乔家的商路，还命乔家连续几年缴纳巨款。也许是官府想捞足油水，用以赔付不断摊派在人民头上的战争赔款。
乔致庸无奈只能谪居在家。几年后，八国联军共进了北京城，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从户部抢走了三百万两白银，又将北京的居民集中在一起，开枪屠杀，死伤数千人。慈禧太后仓皇带随从李莲英逃往陕西，途中路过山西祁县乔家堡。在这种光景下，还要乔家捐银充当军饷，更要讲究排场，大摆酒席好酒好菜迎接。
乔致庸感伤时事，还是遵守了太后懿旨。他不失时机的提出，要以乔家的商旅通行南北，再不设禁忌为条件，八十三岁高龄的乔致庸，终于实现了他当初“汇通天下”的夙愿。他的产业在其后的几年内东山再起，票号在全国各地流通。
然而，他的心里却百感交集，莫名的沉重，他的妻子陆玉菡，也撇下了他孤零零的留在世上。他揽镜自顾，面对镜中皓首苍髯的容颜，呢喃自语：“ 你是谁？你，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已经八十九了，还有什么活头，还有什么乐趣？当初，你若是从了哥哥心愿，谋个功名，未尝不能做个李白、王维那样的文人，可是偏偏，你要去经商！现在，好了，有钱了，很多很多钱，可是这有什么用，大清都要亡了，钱有什么用啊！ ”
他对国家的不幸，有着切肤之痛，深深的热爱。即使在朝廷极力打压他，冤枉他的时候，他依旧天真的认为，这只不是圣上一时糊涂。也许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家国情怀。
时值国难之际，赋闲在家的乔致庸依然心念苍生，想为黎民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乔家遭难的那几年，致庸依然不顾并不宽裕的经济状况，开设粥棚赈济祁县周围数以千计的灾民，全家节衣缩食支持着粥棚，他们的义举感染了周围的人，于是别的商家也开设了粥棚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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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在八十九岁时寿终正寝。他带给人的并不是传统商人的那种精明的印象，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恪守的是儒家中庸之道。为人亲和，不随意委罪于他人，以信立世，货物物美价廉，薄利多销。
这部大戏不仅仅是一代晋商的创业史，更是反应清朝末年社会面貌的缩影。它将清廷的腐朽、没落，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外国侵略的残忍、野蛮暴露无遗。乔致庸一方面对大清朝抱有强烈的幻象，希望商业的兴起能够造福黎民，朝廷能够一扫阴霾，驱逐外侮；另一方面却又对现实感到无助的绝望。
连年战争导致的巨额赔款落到乔家，让致庸心灰意冷；因为丧权辱国的条约也不得不和洋人做着不对等的贸易，被洋人垄断的现状也让其他晋商老号吃尽苦头；鸦片的强制贩卖也侵蚀着国人的精神和躯体，无数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折磨着风烛残年的老人，当他以为自己已经达成了一生的心愿，却只换来一声沉重的叹息。
他最终没有看到国家的出路，他的思想，完全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他虽然对刘黑七很是感激，但是他深深痛恨着太平军，将“长毛兵”视为国贼，并带头捐钱作为镇压太平军的军费。他并不会去尝试更为彻底的变革制度，仅仅做妥协式的改良。因此屡屡成为政府的钱包，无法摆脱封建官僚的压榨剥削。
在乔致庸逝世后，由于外国资本垄断渗透，晋商渐渐开始走上下坡路。虽然如此，乔致庸仍然是晋商中的楷模。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乔致庸深知这个帝国的覆灭已经在所难免，家族的前景未卜，他翻修了乔家老宅，为后人留下了最后值得纪念的一处珍贵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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