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有哪些名人故居?又有哪些故事。

上海市有哪些名人故居?又有哪些故事。

1、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上海香山路7号，占地面积2500余平方米，展示面积1100平方米，主要有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文物馆两个展示场所组成。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唯一共同的住所，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由当时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买下赠送给孙中山的。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入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

2、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1949年春宋庆龄入居此处，在此迎来了上海的解放。1949年8月，宋庆龄就是在这里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建国大政方针，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以后，她经常在此寓所会晤和宴请来访的各国贵宾，积极促进中外交往，维护国际正义。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去世后，这里作为她在上海的故居供人瞻仰。2001年6月25日，上海宋庆龄故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上海张闻天故居

张闻天故居，始建于1892年，是一座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一正两厢房砖木结构的民宅，坐北朝南，建筑面积共495平方米，占地面积686平方米。2002年6月25日，国务院确定张闻天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月，被上海市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张闻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一正两厢房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宅，坐北向南，有正屋5间、两侧厢房各2间，在西厢房外侧另有用房4间，共13间。中间是砖铺天井，前面有木结构门亭。建筑面积共488平方米，占地面积686平方米。

4、张充仁纪念馆

张充仁纪念馆建在上海闵行区蒲汇塘桥堍，馆舍面积600平方米，粉墙黛瓦，飞檐雕棂，为一明清风格江南庭院。这位雕塑艺术大师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现在故乡建造了这座纪念馆，以彪炳他的艺术成就。纪念馆设置《艺坛起步》《东方英才》《画室生涯》《雕塑春秋》《晚霞绚烂》和《德艺留馨》6个部分，以大量图片、报刊、信件、实物、艺术作品反映了张充仁的艺术人生。馆内展示收藏着张充仁先生的雕塑、绘画、实物和相关书报、照片等珍贵资料600多件,分别设置了序厅、《饮誉欧洲》、《画室春秋》、《雕塑泰斗》四大展区。

5、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位于上海静安区茂名北路120弄5、7、9号（原慕尔鸣路甲秀里317、318、319号），是毛泽东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较长并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住所，具有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建成于1915年的甲秀里是典型的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住宅，毛泽东一家当时居住在7号一楼，二楼居住着蔡和森与向警予。2015年，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开始了两年的闭馆修缮，力求“修旧如旧”，再现甲秀里原有风貌。

6、周恩来故居

在幽静的上海思南路上，沿马路东侧的73号（原马思南路107号），是一幢西式小楼房，为三层花园别墅，这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亦称周公馆。这幢小洋房，原为法国在华商人所有，是一幢三楼一底的楼房，进门就能看见藤萝花架，看上去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塔松，每当夏秋季节，周恩来总喜欢在晚饭后踱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布置工作。

7、张爱玲故居

张爱玲故居位于上海市，始建于1933年。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无疑是一幢非常女性化的大楼――肉粉的墙面夹杂咖啡色的线条，多半是时间的关系，这幢大楼看上去有些暗暗的色调，仿佛沾染了灰的，旧日里女人用过的胭脂扣。楼前一排梧桐，倒是依旧生气勃勃的模样。始建于1933年，建成1936年，出资建造者为意大利籍律师兼房地产商人拉乌尔斐斯。公寓所在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

8、巴金故居

上海巴金故居是一座优秀历史建筑，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是巴金先生在上海的住宅，也是千万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1955年9月，巴金迁居武康路寓所。这是他在上海定居住得较长久的地方。在这里，他写成了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以及《团圆》、《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散文、小说和译作。

9、鲁迅故居

在（原施高塔路130号），即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大陆新村是一群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于民国20年（1931年）落成。鲁迅故居是大陆新村132弄的最后第二幢。鲁迅在民国22年4月11日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民国25年10月19日在这里逝世。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搬出，故居主人几经变化。1950年1月恢复开放。

历史上，太平天国踏足过的地方，逃亡的百姓是怎么样呢？

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

1862年盛夏，太平天国攻陷了苏州，很快，太平军就浩浩荡荡的向上海开拔。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此时，上海的本地人口约有五十万，还有二百五十万难民流落至此，使上海的人口暴涨到三百万。在这一年中，总共有一百万难民死在了上海。

可以说，江面上的船只里、租界的街道上、上海的每个地方都挤满了灾民。

据记载，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粪便，泥土堆积得让人无法落脚，城中弥漫着刺鼻的恶臭，污秽不可言状。日本人纳富介次郎回忆道：“上海本地人把死掉的猫狗、家畜等秽物丢进江里，这些秽物漂浮到岸边堆积起来，加上，江上难民船只上倾泻下来的屎尿等物，使江水变得浑浊。

此外，由于当时祸乱盛行，难民得不到妥善医疗，病死的难民不计其数。又因难民无粮可食，又有部分难民饿死在上海。难民的尸体无处安葬，亲属只能将之抛进江里。江面上漂着尸体与污物，惨不忍睹。”

此时的日本刚刚结束了二百年的闭关锁国，向中国派遣的“千岁丸”号就停泊在上海江面，商船上的五十多名日本人目睹了上海的乱象。上海的饮用水的来源就是江水，日本人取用江水后，只是用明矾稍做沉淀后便就饮用了，有几个日本人因此染上了瘟疫。

硕太郎、传次郎以及伙夫兵吉等人死在了这场霍乱中，对此高杉晋说道：

“我听说与我们同行的渡边与他的仆从昨天晚上感染疫病，今天早上便暴毙了。由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感染了瘟疫，大家都变得十分恐慌，希望早日回到故乡。我觉得，出国前就有为国捐躯的打算，只是就这样，平白无故的死了实在太不值得，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并且，各地难民来上海避难，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粮食价格。在此之前，米铺的米价约为八十文到九十五文之间，上海大乱后暴增十倍。

峰洁曾与住在船里的难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峰洁问道：“在这条江里的人都是从哪里来的？”难民答道：“我们都是从苏州逃难来的。”峰洁又问：“难民的数量大概有多少？”难民答道：“具体的数字很难说清，大概有十万人。”峰洁说：“这十几万难民平时吃的柴米油盐都是在上海买的吗？”

难民回答说：“是的。”峰洁又说：“听说现在的米价飞涨。”难民说：“没错，一石米原本只要三四千文，现在已涨到九千文了。”峰洁问道：“倘若你们的钱花光了，又将如何？”难民答：“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纳富介次郎与荷兰、法国领事一行人在会见上海道台吴煦时，日本人名仓在记载了当地官府的奢侈排场的同时，也描绘了冠冕堂皇的背后，处处隐藏着上海的衰败。吴煦手下的官员不仅做不到令行禁止，而且，连最基本的规矩都没有。

他们描述道：“招待外宾的食物一经撤下，衙役们迅速将残食席卷一空，丝毫不加掩饰。当时的小吏们同样被飞涨的米价所困扰，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哪里还会顾及到体面？”

这里，高杉与国人温忠彦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发人深思：

高说：“请问先生，宋朝朱熹曾说过格物穷理，这与外国人说的穷是同一个概念吗？”温回答：“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是圣人齐家修身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诚’字。而外国人说的‘穷’，虽然道理相通，但是，还差了一些意思。”

高又说：“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功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言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树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功夫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温接着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天下之本源，浅而约之，则诚正，推而致之则治平，道贯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术等事不过格物之一端，圣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戢暴，正所以全仁了。然否？”

我们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中国士人和一个外国庸人之间对“穷”的不同见解。然而，他们的思想均被圣人、朱熹左右，面对外虏还要空谈“诚”与“仁”。

在上海值此乱象之际，官场的昏聩，由此可见一斑。

这场对话也是官员们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却空谈仁义的真实写照，实在发人深省。

日本自宋以前，一直对中国崇拜的无以复加，但是，自宋之后，他们就开始叫嚣着“崖山之后，再无中华。”尽管如此，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日本人心中，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底蕴深厚、物产丰博、国力强盛的泱泱大国。”但是，直到1862年，日本商船“千岁丸”飘扬过海停靠上海港，日本人的中国观念才发生了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