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英雄第一人是谁?
朱一贵原名朱祖,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随移民潮移民台湾。是清代自称亡明宗室起兵反清第一人,后失败被俘遇害。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贵州舒光富起义后,追尊朱一贵为大明德宗兴天广道肃烈宣猷继文桓武景仁庄孝义皇帝。
人物生平
朱一贵,(1690年-1722年)原名朱祖,台湾府凤山县人,祖籍福建省漳州长泰县,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随移民潮移民台湾,年轻时曾任衙役,后为佣工、种田为生,在鸭母寮(今高雄县内门乡光兴村)以养鸭为业,为人豪爽好客,有“小孟尝”、“鸭母王”之称。长泰县马洋生态旅游区旺亭村亭下社人。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渡台,居凤山罗汉内门(今高雄县内门乡)。朱一贵侠义好客,豪放健谈。每有客至,他就宰鸭煮酒,述及国事政情,或高谈阔论,或悲伤感叹。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向百姓无休止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怨声四起。台湾地震,引起海水泛涨,民间谢神唱戏,王珍以"无故拜把"为由,监禁四十余人。民众人山砍竹,王珍以"违禁"为由,抓二百多人,交了钱就放人,不交钱打四十板,驱逐过海,撵回原籍。民间耕牛、糖铺,交钱方许使用。"地方官种种骚扰,百姓受不过。"
人物事件
反清复明运动
康熙六十年(1721年),凤山县知县出缺,暂由知府王珍兼理,王珍把知县职务交由他儿子管理,但王珍的儿子利用职权横征暴敛,引起普遍不满。众人遂推朱一贵为盟主,发动革命,下淡水溪槟榔林的客家人杜君英响应革命,合作攻取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响应者有许多是明郑时期将校武官,攻下台湾府城后,朱一贵承袭明朝的制度,国号大明,年号永和,且废除满族剃发令,将旗装脱下、长辫剪断,恢复明朝时的服装及传统汉人的发式。
朱一贵占领府城后旋即称王,名曰中兴王(民间俗称鸭母王),但后来因闽粤内哄分裂,导致其近二个月即遭清军扑灭,清军亦借此事彻底扫荡拔除南明残余军队;由此可知,当时即便没有朱一贵在台湾反清,也会有其他人反清:因为朱一贵事件接近可识为是清朝暗中怂恿制造,朱一贵是不自知被利用当“引蛇(南明残军)出洞”工具。
台南州城隍绥靖侯
朱一贵虽为草莽英雄,但识见、气宇亦有过人之处,被捕时面对平乱之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收台居鹿港施琅之子,施公案施世纶之弟),犹昂然自立,自称孤家,后被解送北京凌迟一千多刀处死。
民间传说朱一贵死后被玉皇大帝封为“台南州城隍绥靖侯”,在台南市小南门城隍庙被祀为主神。据说朱一贵养鸭于鸭母寮,于今高雄县内门乡光兴村内。鸭母寮兴安宫供奉朱一贵神位,兴安宫在庙前水池中增置朱一贵赶鸭子的塑像。
史籍记载
朱一贵对清朝官吏的压迫剥削早怀不满。三月十五日,他与友人黄殿、颜子京、李勇、吴外等十六人聚会拜把,决定武装起义。四月十九日,黄殿、李勇等五十二人结盟拜把,推举朱一贵为盟主。起义的旗帜上写"大元帅朱"、"大明重兴"、"清天夺国"等字样,以示"反清复明"、"光复故国"。百姓早就对台湾官吏文婪武嬉,政乱刑繁责恨不已,谋反思变。起义军很快就聚结了一千多人,当夜攻占冈山清兵营汛,缴获鸟枪、藤牌十数件。接着又攻占新园汛、南路营、诸罗山、埤头汛、滨榔林汛、下淡水汛等营汛,夺取了武器。
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到四月下旬有二万多人,五月上旬又有数万人投奔起义军。到最高峰时,参加起义人数达三十万人。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先后攻占了凤山县、台湾府、诸罗县。五月初攻打府治(今台南市),义军大获全胜。清把总杨泰响应义军号召,刺杀总兵欧阳凯。清军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石琳被。台厦巡道梁文渲、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及县丞、知县、典史等大小官员败逃澎湖。起义军控制了整个台湾,"全台俱陷"。清朝当局陷于被动局面。
起义过程中,朱一贵所部纪律比较严明,每到一地,安民告示,严禁杀掠。“行令颇严、掠民财物者,闻辄杀之”。起义胜利后,各路义军推朱一贵为"中兴王",建元"永和",以袭明制,并祭天地列祖列宗及延平郡王郑成功。同时大封诸将四十余人发布文舍,号令天下。台湾事变的消息传到清廷,闽浙总督满保兼程赶赴厦门,调南澳总兵蓝廷珍出师讨伐。水师提督施世骠也速奔澎湖。当清军调兵遣将之时,朱一贵起义军内,土豪出身的杜君英、杜会三父子因图谋王位不成而作乱,背叛义军并率部下几万人出走,义军力量因此削弱。
六月十六日,清军在鹿耳门登岸,义军与清军激战。二十一日,台湾府城被清军攻破。义军准备退守诸罗,又遭蓝廷珍伏兵袭击。朱一贵率部退驻下前,再退沟尾庄。七月初六,朱一贵因叛徒杨旭、杨雄出卖,被清军所获。十二月十八日,朱一贵和其它义军首领一起,在北京就义。朱一贵被俘后,义军或散或逃或继续抗清,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台湾才复归平静。
杜君英、杜会父子等几人投降清军,最终也被清军所杀。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地方官员对民众的压迫剥削。康熙皇帝在"上谕"中也承认:"台湾地方官平日只知肥己,刻剥小民,激变人心,聚众叛逆。"这说明清初封建官府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所以朱一贵揭竿而起,能够一呼百应。
这场由农民阶级组织领导的、体现广大农民愿望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它对后来蓝廷珍、蓝鼎元提出一系列治理和开拓台湾,促进台湾社会安定和发展的措施,却起了不可小视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