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七七”丨说说日本十大侵华罪徒

在 历史 的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的时刻值得铭记。每年的七月七日，就属于这样的时刻。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值此七七事变爆发84周年之际，我们为读者列举了在推动和实施侵华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十位罪徒，揭开他们的丑恶面纱。

侵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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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作者：蒋丰

东条英机

（审判台上的东条英机）

1937 年 3 月 1 日，东条英机继板垣征四郎后出任关东军参谋长。很快，他在“所管各地的战斗中，摆开了堂堂的阵势，愈益提高了皇军的威望。当时，给所有来往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关东军有个东条英机’。不服满洲国王道之徒，一听到东条将军的名字，就喊‘东条来了！’吓得直打哆嗦！”东条英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指挥着第 1 师团的步兵第 1 联队和第 3 联队，组成所谓“东条兵团”，开始对中国的河北方面作战。其实，之所以把东条派到这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就是保护鸦片种植地。

东条英机是个“笔记狂人”。在他还是个小小中佐的时候，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和他说话时候他总是能迅速掏出记事本，做行政科员是一点儿错也不会出的”。宇垣的话在上司中传开了。一向看不起他的石原莞尔认为这种事是下级军官才做的，公然嘲笑地把他叫做“东条伍长”。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插曲并不影响东条英机野心勃勃的步伐。 作为陆军中的绝对主战派，东条英机的强烈主张几乎影响了日本的战争走向。

河本大作

说到河本大作，我（即笔者蒋丰，下同）就会想到日本有关他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平野零儿写的《满洲的阴谋者――河本大作命运的足迹》（日本自由国民社，1959 年），一本是相良俊辅写的《降落在满洲原野的红色夕阳――鬼才河本大作的生涯》（日本光人社，1985 年）。尽管这两本传记对河本大作的描写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传记中指出：河本大作是 1928 年在中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今天看来，这起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暴恐袭击事件，而是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先声，是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的铺垫。

（河本大作策划的皇姑屯事件现场）

简单说来，河本大作 1883 年（明治 16 年）1 月 24 日出生在兵库县佐用町（当年称为“佐用郡”）三日月町，他的老爸是一个地主。木村武雄这样讲述：“1894 年，正是大作初小毕业进入高小的时候。那一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受此影响，大作和小伙伴越来越喜欢战争 游戏 。以前，他玩 游戏 的时候，常常出手伤害小伙伴。回家后总会被父母臭揍一顿。现在，父母好像也理解这个时代了，对大作把小伙伴打伤的事情不再处罚。当时，大作最喜欢读《少年世界》杂志，对刊载在上面的日清战争的‘豪杰’松崎大尉、靠诖笪尽⑸铰范姥哿燃张澹⒅疽稣庋摹⑿邸！倍恋秸饫铮液孟衩靼琢艘恍Ｊ澜缟厦挥形拊滴薰实陌裁挥形拊滴薰实暮蕖：颖敬笞鞒赡旰蟾矣谠谥泄卑瞪薄按笏А闭抛髁兀Ω糜胨晔北幌茨允怯泄氐摹Ｋ仔〉男牧橹校缫丫裣乱豢琶锸又泄闹肿樱

1945 年，日本战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中国接收，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河本大作作为这家公司的“总顾问”，留下来继续运营这家公司。接下来，河本大作担任了“日侨俱乐部委员长”，他和在太原的日本人一起，与阎锡山的中国国民党的山西军共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河本大作成为俘虏，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5 年 8 月 25 日，虚岁 73 岁的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据记载，直到河本大作病死之前，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一起被关押的日本人都骂他：“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近卫文O

“我不会忍受作为战犯受审的耻辱。”这句话，听上去倒有些宁为玉碎的骨气，看起来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说这话的人是谁？

1945 年 12 月 16 日清晨，发动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祸首――前首相近卫文O在即将被捕前的数小时抛下这么一句话后，服毒自杀了。

（近卫文O服毒自杀）

1937 年 1 月，由于对华政策招致各方不满，广田弘毅内阁集体“下岗”。在乱哄哄的局面之下，近卫文O终于等来了登场机会。6 月 4日，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他就任首相。46 岁的近卫文O，一时被称为“青年首相”。

如今，日本许多学者喜欢谈论 1937 年 7 月 9 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扩大方针”。似乎这项方针可以让近卫文O逃脱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这些“公知”总是希望把天皇、首相一个一个地从战争责任中完全剔除出来，最后把这场战争笼统地归结到“军部”身上，从而淡化侵略战争的罪恶。

广田弘毅

“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决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与德意建立法西斯同盟、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且重大的责任。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要求时，一向赞成使用武力。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他明知日军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杀人、及进行其他暴行，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因为他对此行为的默认，造成了人间惨剧。”1946 年 3 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清清楚楚写明了广田弘毅的桩桩罪行。

（广田弘毅在法庭上）

《悲剧宰相广田弘毅的实像》里记载，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日本外务省曾向陆军提出了“改善要求”。但超过 8 周的连续屠杀中，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根本没有任何提议。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曾向内阁进言“这样做会有反效果”，但广田弘毅却表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战时的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的时候也说，当时外务省先后接到 76 次有关在南京发生残虐事件的报告。

可以看出，广田弘毅之所以对南京大屠杀视而不见，是因为他内心认同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他举手点“赞”还来不及，怎么会劝阻！当然，这些行为，也成为他日后被送上绞刑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广田弘毅被起诉的罪行中，“默认非人道行为罪”、“共谋侵略亚洲罪”是最大的两项。其判决书第十章中这样写道：“作为外务大臣，他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关于这类暴行的报告。根据辩护方的证据，他认为这些报告是可信的，并曾将这项问题咨照陆军省。还从陆军省得到保证，说将让当地部队停止这种暴行。在得到这种保证以后的至少一个月内他陆续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根据本法庭意见，广田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停止暴行，也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来阻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慢。多达数万的杀戮、对妇女的暴行以及其他残暴行为每天都在进行，上述保证却根本没有被执行，广田本人对此很清楚，但他却仅仅满足于陆军省的保证。他的故意不作为已经达到了犯罪性过失的程度。”

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广田弘毅默许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认定！

松井石根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1873 年出生于旧尾张藩武士家庭的松井石根，从小就对战争、对杀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还有着所谓“完美主义者”的追求。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人在为松井石根的阴魂不断地喊“冤”；今天，也还有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请允许我花一点笔墨吧。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

从日军踏入南京城的那一刻起，松井石根认为狠狠“教训”城内军民的时候就到了。他采取的手段就是把南京城当作小时候做错的考卷，擦得干干净净！在松井石根眼中，这可不是什么泄私愤，而是以恐怖的大屠杀威慑中国“反省”，恐吓中国其他城市，减少进攻阻力，属于“战略需要”。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其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军队，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还包括在战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烧杀淫掠，两者结合充分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后，10 多万日军烧、杀、淫、掠的“恐怖嗜血之剑”完全出鞘了。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

12 月 15 日，松井石根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 月 18 日松井石根在南京“巡视”期间，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1947 年 3 月 10 日，南京政府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公布了松井石根的“扫荡肃正”结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 28 案，屠杀 19 万多人；零星屠杀有 858 案，屠杀约 15 万人。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 30 余万人。

12 月 18 日下午，举着屠刀的日本陆、海军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忠灵祭”―――祭奠阵亡的日军官兵。松井石根任主祭，宣读祭文。这天早晨，松井石根还写下了一首题为《奉祝攻克南京》的所谓“挽诗”：“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这种“挽诗”哪里感觉到半点哀悼的意思，分明是炫耀与吹嘘日军攻克南京的“赫赫战功”、日本霸占世界的巨大野心！

土肥原贤二

从少年时代开始，土肥原贤二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过，他从狭小的岛国出生，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土肥原贤二最殷切最热盼的事情就是亲眼看到日本征服中国，从而使其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隅。土肥原贤二曾挤着牙缝这样说：“我在中国从事谋略工作的对手，既不是段祺瑞和张作霖，也不是南方的孙中山，而是中华民族。”

（土肥原贤二在法庭上）

1931 年 7 月，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指挥日籍间谍和华籍特务制造“万宝山事件”，策动朝鲜农民移居长春郊外万宝山，侵占当地农民的土地，从而引起双方大规模械斗。然后，让日本媒体报道整个“满洲”局势不稳，已经威胁到日侨安全和日本国家的权益……同年 8 月，土肥原贤二得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上尉部员中村镇太郎在中国东北刺探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土肥原贤二立即表示“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10 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就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爆发后，奉天特务机关一时成了指挥中心。9 月 20 日，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奉天市“市长”。9 月 22 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会议策划下一步行动。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侵占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最后，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

土肥原贤二在“九一八事变”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主要推手。因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 1931 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一是事变发生时他主持的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二是他在报刊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三是事变发生后三天他即就任奉天“市长”；四是他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贤二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田中久一

一个日本男人，出身寒门，奋斗了大半生，官至陆军中将，结果，在临近花甲的 58 岁那年，他先后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和广州两次被判处死刑，最后在中国万众的热眼围观下被执行死刑，那堆叶落却无根可归的枯骨，至今也不敢公开去向，如孤魂野鬼般飘荡在无尽归途上。大和文化和中华文化一样重生厚死，无论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来，“死无葬身之地”，都是对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否定和惩处。这似乎不再是“无处话凄凉”，落到这个地步，真是可悲可叹！这个日本男人，就是 1945 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土地上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日本人――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执行枪决）

田中久一在广东期间，犯下多起战争罪行。广州法庭将审判集中在两起罪行上。1944 年 7 月，田中久一为筹备“湘桂会战”所需物资，命令部下派人到台山县勒索粮食。该县三社乡民众奋起反抗，日军 800多人将三社乡团团围住，杀死乡民 245 人。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开平南楼，俘获中国守军 7 人，拖至附近中国银行楼前，屠杀肢解，并将尸体抛入水中。对田中久一进行庭审时，证人多次当庭作证。田中久一申诉称，这是下属所做之事，他不知情，也不能负责。鉴于田中久一不认罪的态势，广州法庭检察官追加起诉，根据战犯处理条例中的 38 项罪名，指控田中犯有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滥炸不设防地区、劫掠等14 项罪名。1946 年 7 月 15 日继续庭审，田中的违反战争法犯罪事实为：1942 年 1 月进攻惠州时，屠杀平民 2 000 余人；1944 年 10 月攻占广西蒙墟后，将俘获的国民党军士兵集体屠杀。违反人道罪事实为：1942 年 1 月出动飞机六架，对惠州若瑟医院进行轰炸。这样，就将田中久一的罪行上升到战争犯罪的高度。在广州开庭审理过程中，田中久一又因犯有虐杀美军俘虏罪，被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提解前往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暂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原来，1944 年，在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期间，曾指挥部属将领虐待因轰炸香港日军而被俘的美军少校飞行员。

1946 年 9 月 3 日，驻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判死刑。

田中久一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较之虐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来说，实在是更为深重。死一次，不足惜。他仍必须为他治下日军的暴行负责。为此，死刑在身的田中久一，又被解返广州，继续接受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

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在法庭上对田中久一提起公诉，起诉书列举了田中久一在广东犯下的罪行：“田中久一所率之日军在广东屠杀平民，破坏财物，奸淫掳掠，强拉夫役，滥施酷刑，无恶不作。为祸之烈，史无前例。平民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几，财物损失难以数计。”

此刻的田中久一，虽然自知罪责难逃，但依旧不忘拿出当初对付张发奎的那一套伎俩作垂死挣扎，坚称自己并未下令作恶，从武器性能、指挥权责等多方面为自己辩护。

历时 4 个月，十几次庭审，任田中久一巧舌如簧也无法掩盖他罄竹难书的罪恶，他终于承认：“日中之战争，实由日本政治家观察错误，至有今日之祸，应接受审判。”

根本博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日本人酸不溜丢地认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政局发生变化，日本人做了许多“贡献”，后来却被遗忘了。应该说，这种“怨妇心态”源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军将领。在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此人曾作为日军投降代表两次向中方投降。但是，身虽降，心却不死。他作为日本陆军里面有名的“中国通”，深谙中国内战政治势力的布局。战后更是秘密赴台，帮助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兴风作浪、推生事端，一心一意同新中国政权抗争到底，一心一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这个人，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华北派遣军司令、驻蒙疆司令根本博。

（根本博与蒋介石在一起）

复员后的根本博回到了位于东京鹤川的家中。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甲级、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人被捕入狱、继而判处刑罚，自己却可以摆脱罪名全身而退，根本博不由得从内心里感谢蒋介石的“恩情”（注：蒋介石曾在1926年与根本博会面，并在交往过程中认为根本博比较听话，故战后未将其列入战犯名单）。很快，中国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经历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般地打击着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军队。整个国民党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真是病急乱投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根本博东京的家中突然闯进一个自称“蒋介石特使”的神秘人物，此人手持蒋介石的亲笔信，说蒋介石希望他这个日本将军能够重新出山，帮助他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霎时间，根本博觉得血往脑门上涌，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让他下定决心：“报答蒋介石先生的时刻到了！”他立即答应，随即变卖了家中古董书画等私财，准备去中国大陆帮助蒋介石。干戈相见，铁火无情，战场上的变化没有人能够掌握。根本博还没有来得及出发，他“壮志满怀”一心投奔的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岛了。这下，根本博有点犹豫了。就在这时，日本传奇大间谍、号称“一个人打胜了日俄战争”的原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的长子――明石原长出面邀请根本博赴台。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根本博从台湾前往金门，担任汤恩伯第 5 军管区司令的顾问，领“中将”军衔。为了方便行事，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林保源”。汤恩伯则尊称根本博为“顾问阁下”，每天一起吃饭，并且都让他坐上座。之后全程参与了金门战役。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必须特别指出，如果说根本博此前准备前往中国大陆，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话，此后根本博前往台湾，其活动性质就不仅仅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对付共产党军队，而是借帮助蒋介石政权来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北一辉

提到风景旖旎的日本新县佐渡岛，许多人会想到珍稀的“朱q”。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小岛上一块不起眼的农田里，立着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上面裂痕遍布，字迹模糊，只有仔细辨认，才能勉强看清上面的字样：“北一辉先生长眠于此。”有人说，埋葬在这里的就是曾经风云一时、炮制侵华理论的日本“纳粹主义教父”――北一辉。

（疑似北一辉的墓地）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理论运动让日本迅速法西斯化，快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他将侵略矛头最先指向了中国。日本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所著的《日本政治史》（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揭露，北一辉首先将方向定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应战”，给当时的日本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千百万年轻人“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确信“能够与罪恶势力进行战斗，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而且，就连远在“满洲”的日本人中间包括关东军在内，整个伪满洲国都渗透了北一辉的思想。他的著作已成了日本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

他还直接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北一辉继承并接受了日本传统的大陆政策和“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思想。他在《支那革命外史》的序言中，极力主张“为实现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必须占有南北满洲和西伯利亚”，待日本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还要设立专门管理对外殖民地机构的“农林省”，负责对“大于台湾几十倍之领土于南北满洲及远东西伯利亚”的管理。

北一辉始终以所谓的“日本生存发展”价值标准来认识中国。对于1904 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他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拯救”，正是由于日本“帮忙”，才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蚕食分割中得以保存，而中国对此并不觉悟，不仅不思图报，反而不断地排日、拒日和反日。基于这种思想，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时，北一辉认为这简直是“忘恩负义”。可是他忘了，所谓“拯救”中国的日俄战争，是以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是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罪恶战争。

这些歪理邪说，形成了日本法西斯势力对中国蚕食鲸吞的理论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北一辉正是日本全面侵华理论的始作俑者！

德富苏峰

时至今日 , 我都清晰地记着：那次，我到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的“德富苏峰纪念馆”参观，想认真看看这个影响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舆论思潮的媒体“大腕”的人生轨迹。谁料，当我驻足在纪念馆内，仰首看着密密麻麻的“德富苏峰年表”时，一行黑色的小字撞进我的眼帘――“1945 年终战后，被美国占领军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拘禁在家中，后因高龄未被起诉。”……

（“国民之友”创刊时的德富苏峰峰与社员・后排穿西装者是苏峰）

在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际，德富苏峰开始转变。他开始大声叫嚣“这是绝好的机会”，这是 300 年来“收缩的日本”彻底转向“膨胀的日本”的好机会。他对此兴奋不已，甚至亲自跑到位于广岛的战时大本营去，对当时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人“零距离采访”。

甲午战争期间， 德富苏峰作出的最大“ 贡献”应该就是汇集出版名为《大日本膨胀论》的小册子。他公开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他曾结合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之事发散称，“大日本的膨胀……要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始扩张的。占领旅顺，割据台湾仅仅是开始。在北方占据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全面侵华，后来又开展所谓“大东亚战争”，将战火烧到东南亚。这一切，都和德富苏峰们设计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德富苏峰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军用文人”。他相信日本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只有皇室中心主义。这一年，已经 68 岁的德富苏峰仿佛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他声称这是他自 1904 年日俄战争以后最愉快的时刻。

他积极倡导的“打破白阀”，即打破白种人的特权，其实击中了日本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奇怪的是，日本一方面痛感“白人”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毫不在意的对朝鲜、台湾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