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哪些文化受到唐朝的影响深远？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日本现今几乎大部分的文化都有唐朝的影子。下面我举出几个重点，大家来看一下。

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其实从秦汉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秦朝有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仙的传说，但徐福到底有没有到过日本，学术界至今未有定论。汉朝与日本的交流，却是在《汉书》上有明确的记载的。在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写道：在乐浪海（即朝鲜半岛附近的海洋）中有“倭人”居住，当时分为百余个小国，经常派使节到中国来朝贡的就有30余国，它们都得到了中国的回赐。这说明在汉朝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已从民间的交流，进入了有目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一点也可从日本九州和本州西部到近畿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的铜镜、璧玉和钱币等文物得到证明。

中日的交流，到了唐朝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

唐朝建朝后（七世纪时），日本还处于奴隶制社会，日本奴隶主贵族和部民制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唐朝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高度发展，社会安定，声威远播。为了向先进的大唐学习，日本统治者将学生和学问僧大量地派往中国，如高向玄理、舒明、南渊清安、惠齐、惠日和僧旻等人。

这些人不但把他们所见所闻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转告了日本当权者，而且他们还带回了中国的文物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知识等，这些都对日本的制度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习大唐的国家制度文化——大化改新，标志着日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公元645年（唐贞观19年），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为首的革新派势力，在645年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推翻了当权的大奴隶主贵族苏我氏，夺取了政权。不久他们决定迁都难波，并仿效中国制度，制定了年号，把这一年（645年）定为大化元年。紧接着他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代表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经常请教曾经出使过大唐的南渊清安、高向玄理和僧旻、后两者还担任了国家的最高政治顾问——国博士。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布诏书，进行改新。这件事标志着日本历史从飞鸟时代步入了奈良时代，同时也标志着日本社会已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改革的主要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受到在中国留过学的南渊清安影响，特别是受到了中国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影响。随着日本经济基础的改变，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几乎都受到了唐文化的影响，有不少就是直接引进和模仿唐代制度而制定的。

如奈良时代为了确立国家统一的政权，在中央设立京师、畿内制度，在地方设立国、郡和里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班田制。其他如法制，如“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还有官制也多是根据唐朝相应制度而制定。

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天皇被视为权和神的统一代表王权神授的思想，也是这时形成的。其实这也是中国把皇帝视作“天子”及“奉天承运”的观念，照搬了过去。

佛教文化

提起唐代中日佛教的交流，就不得不说两个和尚：鉴真和空海。

鉴真（688～763年），俗姓淳于，祖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市）。父亲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曾随智满禅师学佛。鉴真和尚是日本律宗初祖，亦称“过海大师”、“唐大和尚”等。

鉴真曾经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弘传佛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鉴真大师一生不畏难险，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并把盛唐的先进文明带给了日本，对建立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起了巨大作用。

（图 | 扬州的鉴真像）

鉴真的主要贡献有：

佛教思想，将佛教的戒律制度传到了日本，而且在日本开创了律宗，成为奈良佛教的南部六宗之一。

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他和他的弟子们建造的唐招提寺反映了盛唐建筑的宏伟之风，也是造像精华的宝库。寺内经堂、讲堂与中国五台山的佛光寺正殿相似，是日本现存的奈良时代最壮美的佛教建筑。寺内的木雕群更是精美绝伦，故整个唐招提寺也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在医药方面，鉴真的贡献也很突出。他本来就擅长医术和本草学，到日本后，在弘扬佛法之余，还传授医药之学。他曾为天皇、皇太后治好了疾病。他虽双目失明，但他可用鼻嗅、手摸、口尝等方法鉴定中草药真伪，因此日本医药界把他尊为始祖。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药店的中草药袋上均印有鉴真像。

其他方面，鉴真带到日本的佛经等印刷品以及书法碑帖，有的至今还在奈良正仓院中保存着，它们对日本的印刷术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鉴真东渡时还带去了不少中国食品（如糖、水果、豆腐、点心、蔬菜等）以及制作方法，对日本的饮食文化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空海（774年7月27日－835年4月22日），俗名佐伯真鱼，灌顶名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日本佛教僧侣，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

（图 | 电影《猫妖传》中的空海形象）

空海出身在地方富豪家庭，自幼随舅父阿刀大足学习汉文和儒学经典《论语》、《孝经》等。他聪慧好学，招人喜爱，15岁时随舅父入京学习，18岁时进了日本的最高学府——大学寮的明经科，学习经史等儒学著作。与此同时他对佛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24岁时他撰写了《三教指归》一书，阐述了他的教育理论，并对中国的儒、道、佛三教进行了评论比较，认为佛教思想最终在各种思想中占主导。

793年，当空海20岁时，在和泉寺拜槙尾山石渊寺僧正三轮宗的大师勤操为师，剃发为僧，名教海，后改为如空。795年，他22岁时，在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僧名空海。后来他对密教产生兴趣。为了加深理解密宗教义，他决心要亲自去大唐求法。此后，空海开始了自己学问僧之旅。

805年夏，空海拜长安青龙寺高僧、三朝国师（唐玄宗、肃宗和代宗）、真言宗（即密宗）第7代传祖惠果为师。806年空海返回日本，818年，空海在纪州高野山（今和歌山县伊都郡高野町）创立了真言宗根本道场——金刚峰寺。次年，嵯峨天皇任命他为内供奉十禅师。820年，又叙传灯大法师位（相当于三位的官阶）。公元827年，空海升任大僧都，他所创立的真言宗也与高僧最澄创立的天台宗并列，成为平安时代日本佛教的二大派别。同时密教也渗透到天台宗内，使得天台宗内“台密”系统风靡一时，并影响了整个日本佛教的发展。

（图 | 真言宗的金刚峰寺）

空海给日本带来的不仅只有佛教思想，还有中国的文化。他著的《文镜秘府论》一书，在总结中国从汉魏六朝一直到隋唐时代文学作品基础上，阐明了中国诗歌的规范和法则，成为了人们赋诗、撰文的指导书籍。此书对日本人掌握汉诗文以及对后来日本民族诗歌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影响。他所编著的《篆隶万象名义》共30卷，是日本最早的汉文词典，对日本人熟习汉字有重要作用。

礼俗文化

日本在礼俗文化上，受到唐朝的影响是最大的。

818年，嵯峨天皇下诏说：

“朝会的礼节、穿戴的朝服和跪拜的礼仪等，不论男女老少，皆按唐的礼仪制度办事。”

日本在孝德天皇时，仿照中国皇帝年号，开始有了自己的年号，把645年定为“大化”元年。著名的盂兰盆节也是由来唐学习的学问僧传入日本的。

在天文历算方面，日本从604年开始使用的历法，是从朝鲜半岛百济传入的“元嘉历”，后来由于与唐直接交往，日本设立阴阳寮，置天文博士，又从中国大陆引入了“麟德历”（亦称“仪凤历”）。公元763年停止使用“麟德历”，而改用僧一行的“大衍历”。后来中国的五经历法和宣明历法传入日本，到江户时代也为日本参酌使用。

音乐方面，日本大量引入了隋唐时期的宫廷歌舞与音乐，隋唐时代的许多流传到日本的乐器和舞蹈用具，如笛、琴、筝、箜篌、阮咸、唐琵琶、排箫和伎乐面（假面）、乐谱等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中。

（图 | 唐琵琶）

建筑方面，日本推古天皇执政期间，大量移植、引进了中国建筑的技术和艺术风格，用于建筑自己的宫殿和京城等。这样平城京（奈良）以及后来的平安京（京都）的设计和布局全都是仿唐长安城的模式，甚至连城名也与长安城相似。城内的建筑物、市场布局也与长安极相似。此外，当时日本的许多寺院建筑也多仿照中国寺院建筑，不少寺院的佛殿屋脊两端的鱼尾装饰和三层斗拱的建筑形式皆为唐代建筑风格。

学术文化

长期以来，日本民族多是靠汉文表达思想、感情。古代日本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后来中国文字传入日本后，他们就利用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时在日本朝廷做官的“渡来人”（“归化人”）为朝廷起草文件、诏书全都使用汉文。传说奈良时代从中国留学归国的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片假名，作为日本文字与汉字夹杂使用。后来平安时代的遣唐僧空海从中国回国后，又依靠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的文字。

由此可知，今天的日本文字皆源于汉字，直到现在日文中还有大量的汉子。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虽然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日本在书写、撰文时还常常完全使用汉字。从7世纪开始，直到江户时代，许多文史书籍均用汉字书写，如《日本书纪》、《怀风藻》、《文镜秘府论》和《大日本史》等。特别是7世纪至9世纪期间，不仅日本上层社会以汉文为主要工具表达思想，就是民间以文字表达思想时一般也多用汉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文明对日本影响之深。

中国的名著、诗文、佛经，都是日本贵族争相学习的对象，《史记》、《论语》、《易》、《诗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已在日本广为流传。在奈良时代以后，一般日本贵族都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文和汉诗，8世纪中叶编成的日本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就是当时贵族文学作品的代表。当时日本国内，从贵族到一般知识分子，模仿唐诗风靡一时。

那时候，樱花还没有贵为日本的国花，日本文人还在争相学习唐朝诗人“咏梅言志”。

结语

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必然会产生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正如日本文化中有大量的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子，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也有大量日本文化的内容。

一个封闭的人是意识不到“自我”存在的，只有在与外界接触时，才会产生和强化“自我”的意识，文化也是一样。不同的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够进行自我反思，文化也只有进行反思后才会进行自我迭代。

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史上，都因为自我的封闭，在世界的全球化变革中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同时，中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可悲的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人以民族主义为借口，无差别地排斥西方文化。他们并不知道，就连他们口中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词语，都是诞生于西方，从日语传过来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民族还是个人，强调顺应文化的保守性，不等于停滞不前，更不等于在知识上的自我封闭，而是更需要建立开阔的知识结构，提升对文化的鉴别力。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在交流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