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一、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三农问题是我国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第一次以“三农”这样的术语提出是在2000年。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当时李昌平的报告中有一句话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后来就被中央浓缩为“三农问题”，将农民、农村、农业统筹处理，并在之后两届政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2005年十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三农”被正式提出。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大问题。其独立地描述是指在广大乡村区域，以种（养）殖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地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在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不断现代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不断殷实，而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国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第一次以“三农”这样的术语提出是在2000年。
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当时李昌平的报告中有一句话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后来就被中央浓缩为“三农问题”，将农民、农村、农业统筹处理，并在之后两届政府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新三农问题
农民、农业、农村习惯上被称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性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和意义重大，但它的内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旧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和农民税费负担三个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曾是谷贱伤农的突出标志。农村改革既实现了农民的种养殖自由和农产品价格市场化，又以家庭承包的形式均分了土地，而集体所有的外壳同时遏制了农村的土地兼并，从而实现了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能够想象的最好土地制度安排。2006年免征农业税和免去农民的其它一切税费，终结了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苛捐杂税“积累莫返之害”的定律，标志了我国传统三农问题的基本解决。
新三农问题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转型中产生的。这主要是随技术和装备进步与农民离乡务工而产生的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问题，农村土地的非农转用问题和农民离乡进城务工问题。其中，农地的流转已经受到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问题近年来已引起相当重视，解决的步伐相当微小、缓慢，但至少在方向上并无大的分歧。现在分歧最多最大、又制约着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是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问题。农村土地如何非农使用，既直接影响农民工移居城市的方式，也间接制约了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步伐，因此它已成为新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如何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出路何在？
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因为广大农民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 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保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保证和支持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发展 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广大农民不但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基本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正是与农民阶级结成了巩固的联盟，才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并进而走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建设中国特色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农民，这是由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依靠广大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大局。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测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 “产D供D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