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康的9个字遗言？

魏永康的9个字遗言？

新闻媒体报道以及魏永康妻子傅莹在天涯论坛发布讣告中均未提及魏永康有九字遗言一事。

魏永康，1983年六月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一个普通家庭，由于从小天资过人，两岁时就掌握1000多个汉字，四岁基本学完初中阶段课程，1990年10月年仅八岁的魏永康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被誉为“神童”。

魏永康突发疾病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魏永康1983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1996年，年仅13岁的他以602分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重点大学——湘潭大学的物理专业，2000年，17岁的魏永康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一度有“东方神童”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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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挑战与回应

论危机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进展

Ludger Kühnhardt教授，1958年生，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至1997年间任弗莱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政治系主任和教授。在波恩大学、日内瓦大学、东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完成了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学习后，他完成了有关全球难民问题的博士论文，并完成了以“论人权的普遍性”为题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Habilitation)。他曾是德国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的演讲稿撰写人，同时也是世界上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

他最近的成果有：Europäische Union und föderale Idee, Munich 1993; Revolutionszeiten. Das Umbruchjahr 1989 im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ang, Munich 1994 (Turkish edition 2003); Von der ewigen Suche nach Frieden. Immanuel Kants Vision und Europas Wirklichkeit, Bonn 1996; Beyond divisions and after. Essays on democracy, the Germans and Europe, New York/Frankfurt a.M. 1996; (with Hans-Gert Pöttering) Kontinent Europa, Zurich 1998 (Czech edition 2000); Zukunftsdenker. Bewährte Ideen politischer Ordnung für das dritte Jahrtausend, Baden-Baden 1999; Von Deutschland nach Europa. Geistiger Zusammenhalt und außenpolitischer Kontext, Baden-Baden 2000; Constituting Europe. Identity,Institution-Building and the Search for a Global Role, Baden-Baden 2003; Erweiterung und Vertiefung.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m Neubeginn, Baden-Baden 2005.

一

就欧盟现有发展的各个方面来看，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彷佛发现了机遇。这让我想起了15世纪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的壮举：他相当好奇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 以南的世界，但并不能确定是否能够通过，是怀着犹犹豫豫、一知半解和小心谨慎的心情航行到那里的。可以说在15世纪，是欧洲推动了第一波全球化。但在21世纪初，这似乎又是另一种情形：全球化看上去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一种新的理论，该理论迫使欧盟学习得更快、看得更远、并更坚定地走到一起 。

但是，欧洲这种状况似乎只通过危机方式和失败言论才出现。正如詹•齐隆卡（Jan Zielonka）在他的一本优秀著作中恰如其分地指出，欧盟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政策都充满了自相矛盾。但很明显，大多数欧洲一体化进展是由这种辩证法悖论和危机推动的 。衡量欧洲一体化危机程度的标准只能从下列方式中寻找：在欧盟领导层通过各种条约中所确定的政治目标中，在欧洲法院的立法以及司法审查中以及在有关欧盟峰会发表的蓝图和欧洲议会的声明中。在对“危机”进行简单明了的定义，我们需要适当地区分“一体化的危机”和“一体化中的危机”两个概念。第一种类型的危机是本质性的，是挑战现有的一体化实践，或至少是挑战了现有的一体化理论；第二种类型的危机是非本质性的，只是指在一体化进程中执行具体政策目标遇到的困难，不具有因一体化进程脱轨或理论和合法性的背离而导致一体化目标失败的含义 。由于我无法建立一个科学模型去推定欧盟对未来危机将如何反应，也无法否认在媒体和学术界对危机的过度讨论――这似乎大部分是与（主观与客观上的）一体化的期望值和（主观与客观上的）实际执行不力之间的差距有关――我建议在研究欧洲一体化经验时增加危机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内容 。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我将提出危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动机的观点，提出挑战与回应这两个可解释的变量；其次，我将就一体化中最起决定性的危机和机会的角色和作用，提出一些有关欧洲一体化可能的历史分期的思考；第三，我将再列举一些一体化中危机的事例，以便充分理解我论文的主旨。最后，我将简要探讨在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和跨大西洋关系的调整期之间的相互关联问题。

当思考欧洲一体化前进的推动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混杂着希望和恐惧、偏见和动力。有些人可能会说欧洲一体化推动力的答案就像由圆变方一样简单。但即使如此，那谁改变了圆，以及方形又是如何出现的呢？仍然难以回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只有青蛙会跳，欧盟的发展却不能像青蛙那样跳越。但欧盟不止一次地运用了这种辩证法，甚至有时令人相当惊讶地发现，其一体化新的动力是源自意想不到结果的强大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逻辑 。有时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是试错的结果，但更多时候，一体化的进展不是顺理成章，而是源于危机。这似乎可以充分利用挑战和回应的经典概念――是由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开创性的世界史研究中提出的――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思考一体化进程，尽管这个进程常常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和毫无理性的、不鼓舞人的和令人可疑的。但总而言之，欧洲一体化非常成功。

在失败和成功之间、在挑战和回应之间，欧洲一体化的迂回曲折印证了汤因比所说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下――那个“动和静、运动和静止的交替节奏，是宇宙的本质” 。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汤因比睿智地解释道，用挑战鼓动回应，有可能是合适的也有可能被误解。根据回应的本质，对他们提到的方式，挑战将导致负面或甚至悲惨的结果。但如果对挑战的回应是合适的并很有针对性，将会复兴和强化其原来的形式或影响。挑战和回应与“是”和“成为”的一对概念一样，是相互交织的。汤因比用如下文字阐述了这种关系：“用科学的语言我们可以说，外因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最佳的刺激，可以导致最具有创造性的变化” 。有鉴如此，举例来说，法国和荷兰否决欧盟宪法条约，但并不意味着制宪的结束，而是产生新成果的开始。我确信，应该没有什么新的社会科学理论能更有条件解释危机的含义。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0多年里，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是在荆棘载途、道路崎岖的条件下实现的，走的是一条挑战与回应的道路。根据一体化理论，这个趋势表明是构成论者而非本质论者、是理性制度论而非功能决定论引导了一体化实践 。对欧洲一体化危机含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体化中长期危机的影响并从中获益。

我们不知道哪种危机具有一种根本的特质，将可能导致欧洲一体化事业毁于一旦，我们只知道这种终结性的危机尚未发生。反之，一体化的所有危机和一体化中的所有危机最终都是巩固了一体化。很明显，如果对这种说法有争议性，也是源于对危机本身的定义、一体化目标和对危机解释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利益和适应危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分歧所致。

强调挑战和回应的含义并不意味着一体化的基本原理――或这些过程更加重要―― 可以简单地归结到一个解释变量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会屈服于历史决定论，确定无疑将会与社会理论与人类行为背道而驰。不过，根据其回应突发挑战的常规步骤，对欧洲一体化历史概念化也并非难事。当然，这些回应还是通过一系列伴有务实战略和策略逻辑的政治过程进行的。但是，在面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结构性的挑战时，这些应对过程总是机械的和功能性的。总之，简单地说我们增加了“挑战和回应”的逻辑和危机的思想，作为激发思考的催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对欧洲一体化进行概念化理解：为什么会开始一体化以及一体化是如何排除万难发展的 。

二

现在来谈第二点。对欧洲一体化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追溯到一开始。两次大战对欧洲的破坏，在美国开明的自利政策（马歇尔计划）帮助下和美国作为“欧洲强权”的持续战略存在，西欧（包括西德）的民主复兴了。但是不要忘记，终结了欧洲在全球的殖民权才标志欧洲第二次复兴的开始 。通过对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见河造桥的雄心以及通过帕斯卡（Blaise Pascal）对黑暗广袤夜空的恐惧，我们对第一次复兴很好理解。欧洲的第二次复兴在一开始就是以希望和恐惧为动力的。

如果冒昧地用最明确的期限对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50年进行分期的话，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挑战和回应的辩证关系中、陷入在危机里成功的悖论中。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的明确的分期形成的我们今天熟知的欧洲一体化，都与实质的危机和忧虑有关：似乎可以说“1957年”是回应了与“1945年”有关的危机（同样也是机会），但较少人会认同“2004年”也是给了“1989年”的机会（同样也是危机）的结构性答案的看法。 两个时期都都是因寻求欧洲一体化的原理而被划定的、都是因外部实质的压力、挑战和机会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和实践方式而被确认的、都是因对一体化成功和作用的不同解释而被关注的。

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显然是对1945年二战结束和西欧议会民主制度复兴的明确的回应。 至于在2004年通过前所未有的欧盟东扩以及同年签署的史上第一部欧洲宪法开始的欧洲联合，在其意义和成败的评判上还存在争议，没有形成最终定论。但欧盟的扩大和为欧盟制宪的努力都应当被看作是欧盟领导集团对铁幕的垮掉和把国家层面上的议会民主和宪法权利同欧盟层面上的民主透明性、高效性和责任性相结合追求的回应，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扩大和制宪已经而且应当被看作是1989年革命变化的必然和逻辑结果 。尽管对欧洲东南部的扩大还没有完成，2004年对于欧洲联合而言仍然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定下了未来将会持续的方针路线。尽管对欧洲宪法以及它最终的命运的看法还存在许多争议，2004年该宪法由欧洲25个国家签署及其以多数票在大部分欧盟成员国被批准通过的事实已经是正在进行的欧盟宪法化和政治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具有重大革命意义。 从结构角度看，2004年已经成为漫长的并且还未过完的一年，一旦这一年真正意义上结束，历史学家们将对此做出有趣的评论。正如1989年不是开始于1989年一样，2004年并未在2004年结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宪法2005年在法国和荷兰遭到多数选票反对引发了在欧洲有关宪法的第一次公开的争论。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延长了2004年，使它的结果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为欧洲的危机史掀开了新的一章，也加速了欧洲一体化朝新的方向发展。比方说，建立关于整个欧洲范围内全民公决的提议被多次讨论到。 有时候这个问题比宪法本身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欧盟宪法批准危机最终会比构成主义者在“好的天气条件”下发起欧洲群众在加强欧洲公共领域上更有效。 如果这样的发展能够成为持续的事实，我们就不得不对没有预期结果的法律的新的应用进行探讨。现在，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在没有宪法的条件下的欧盟制宪 。宪法批准危机的结果目前还不明确，因此保守、谨慎地说明问题是明智的做法。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带着后见之明提出，当所有结果出来时，有一天我们会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1957年一体化欧洲最初建立，接下来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与发生在2004年的两件大事密切相连的一体化欧洲的进一步建立。

无论如何，欧洲一体化的两个关键阶段：1945年到1957年和1989年到2004年（现在更恰当的说法是2004年+），涵盖了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分析这两个阶段，就会很快发现每一个过程最初的开端和最终的结果之间都不存在线性相关。如果从某一特定年份的政治意义及其相关的东西考虑，那么该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无法清楚界定。顺便提一下，过去50年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许多其他的次要或主要阶段及危机也都是如此。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的结果和中间许多重要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危机的结果类似。它们大部分已经通过把表面上相互排斥的趋势辨证地结合起来得以解决，尽管不时绕了或远或近的弯子。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一体化危机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了一体化的基本原理和已经取得的形式。认为危机最终总是欧洲最好的和最可靠的盟友的说法是否真的过于牵强了呢？

这把我带到了我要提的第三点。尽管罗马条约的最初形成从欧洲经济共同体起步，发展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最终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令人欣慰是，所有1957年以后同时发生的危机之所以成为可能只因为1945年后的最初的危机已经被解决。抵制苏联的扩张，特别是在美国通过“北约”提供的保护伞下这样做是对欧洲1945年后恢复能力和重建能力的最令人沮丧的检验，是欧洲自我毁灭的化身。1957年或者随后的年份都不构成欧洲历史，或者事实上应该说是欧洲一体化危机史的完结。相反，这些危机中最严重者恰恰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在过去5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有人也许会说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不过是最初提议的危机的发展及后果的历史。以下是支持本文观点的一些最明显的例子：

•1954年在法国国会否决两年前它自己曾提出的欧洲防卫共同体之后发生的危机。此次危机最终通过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得以解决。

•六个成员国政府反对在1961年和1962年两个它们自己参与了的“富歇计划(Fouchet plans)”中明确提出的政治一体化的提议，政治一体化的概念无法维继。这次危机最终的结果是80年代和90年代一系列条约的修改，从而建立了欧盟宪法的雏形。

•由于在由法国提出的农业政策上存在的分歧，法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1965年卢森堡妥协，法国才重归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如后来显示的那样，这次危机的最终效应是多数投票原则和对欧盟法律首要地位的逐渐确认，即使最坚决的国家主权倡导者也不例外。

•欧共体在70年代没有能够立即实施“沃纳计划（Werner plan）”中描绘的通往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的道路。正是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货币危机，才得以最终引入欧元回应沃纳描绘的挑战。

• 在1992年丹麦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人拒绝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度被认为标志着政治联盟的所有希望破灭。而对此次危机最终的解决是通过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特殊豁免条约，让其第二次投票，使大部分丹麦人回到一体化的道路上。

•2003年12月，当欧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对2003年6月宪法大会提交给它们的宪法条约草案无法达成共识时出现的制宪危机。对此决定延迟了半年，直到2004年年中此次危机才得以最终解决。这六个月的时间被用来形成体面的折衷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不比半年前已经能够形成的方案好多少。这也是2005年和2006年预算协商的争议的最后结果，在整个一体化过程中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最后，欧盟宪法批准危机。如果欧盟能够重新从它的机遇的角度进行界定，而不是像过去几年那样常常仅从它的限制角度界定，此次危机有可能最终得以解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欧盟能够通过找到新的方向和加强欧洲公共领域度过此次危机，无论是在有宪法还是没有宪法的情况下。

只要在隧道的末端有一丝光线，我们就可以肯定欧盟中会有人延长隧道。然而，这个隧道已经建成，我们作为欧盟的公民，或者至少我们的政治精英们，应该通过这个隧道。在此过程中，受我们已经经过的光线的指引比受新的视野或强大的领袖的指引更好，而且我们充满信心，走出隧道必将同最初把我们带到此条隧道的希望那样可靠。毕竟，从长期历史结构的角度着眼实现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原理仍然有效，即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原则的统一的、自由的欧洲社会，这个社会保护人权，支持有着很强福利国家稳定因素的市场经济，逐步把经济和政治联盟相结合，重建全球责任，以美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国际政治中尊重多边主义。简言之，正如提摩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提到的那样，为建立一个欧洲联盟本身不是结果，而是通往更高级的结果的通道的自由世界作贡献。 在他“自由世界”这本伟大的、观点坚决、充满思想的新书的另一个序列里，他用自由和源于自由的义务来解释欧洲经验的要旨。自由的扩大是自从二战结束60年来欧洲最大的成功。它也是接下来20年的核心目标。” 这句话也适用于欧洲一体化。我唯一要加上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接下来下20年，正好同我们退休的时候一致而不同我们孩子们的预期寿命一致？

三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危机和转折点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发展和适应危机相联系，这也正是我要谈的第四点想法。首先，从1949年（北约建立）到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对于我们后来称之为“西方”的这个概念至关重要。类似地，1989年到2004年及其以后（2006年）之间欧洲一体化的第二个转折点本质上也同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变化相关联。简言之，建立共同的大西洋文明的第一个阶段是完全和谐的，而第二个阶段之所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则仅仅是因为它可以看作是跨大西洋关系的破裂。从柏林的封锁到苏伊士危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跨大西洋的记录混淆起来了。另一阶段的记录也被混淆了，这个阶段以有关前南斯拉夫继承问题的四次战争和两次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北约前所未有的扩大以及试图将大中东地区的变化定义为新的跨大西洋项目的努力为标志性事件。 在2006年，大西洋两岸仍然在为处理全球事务未来的合作框架找寻新的思想框架。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当跨大西洋关系发展得不好时，欧洲一体化显然也跟着遭殃。

在跨大西洋关系中最重要的适应危机和欧盟一体化过程中重要的适应危机和关键阶段是彼此交织的。从1945年到1957年和从1989年到2004年（更确切的应该是到2004+）这两个时间跨度对于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同等重要。

在新的欧洲和跨大西洋框架形成之前，1949年到1957年期间发生了三次彼此相关的复杂的适应危机。

•冷战和苏联的扩张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使法国和英国在痛苦中意识到它们在全球事务中所受的限制的发生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以及苏伊士危机，促成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保障。

•通过煤钢共同体形成的功能欧洲一体化非常成功地把一系列相互矛盾的一体化的观念同把西欧重建成一个富裕、自由的社会中的各个国家的利益在以法律为基础的单一市场上统一起来。

•将北约作为重建西欧的战略和军事保险政策，将欧洲议会作为欧洲价值观念的一个松散的组织，以及将欧洲经济联盟作为通往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这一系列举措彼此加强了新的、可持续的欧洲和平秩序。

在1989年到2004年期间，又是三个具有决定性意义和彼此相关的三次适应危机形成了欧洲一体化和大西洋合作未来的发展道路。然而，我们对于结果的各个组成部分还不确定，因为从结构上而言，2004年是非常长的一年，持续到2006年或者很有可能还将超过2006年。

•欧元的引入开创了欧元和美元间的货币平价。比如，近年来通过贸易谈判，美国和欧盟之间或多或少的经济平价已经明显得到根本确认，尽管失业、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数据仍然显示出一些不同的结论。

•尽管还存在着严重的怀疑和不成熟的讣告，由26个北约成员国和25个欧盟成员国构成的欧洲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没有放弃它们在大西洋地区以外的地方中所起到的稳定作用，而且北约和欧盟都有望进一步扩大。在当今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带来许多机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失败国家新的严重挑战，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大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危机，伊斯兰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渗透的世界，它们的作用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2002年到2004年期间在伊拉克问题上“西方内部的冷战”比南斯拉夫继承问题的四次战争以及俄罗斯政治体制和对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角色的分歧问题所附带的影响更棘手。 但最终大西洋两岸的同盟们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看起来，2006年在伊拉克核发展野心问题上的斗争正支持着这个自2004年开始的恢复过程，而2004年对于跨大西洋关系也是未完成的一年。

我不想把对时间序列和类比概念化的作法延伸过长。有些东西可能是有争议的甚至是难以相信的。确定的是，我的观点本身并不是为了加强人们对欧洲和跨大西洋适应危机关键阶段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但它们毕竟还是关键阶段，因为挑战最终会转变成机会或者处于这种转变的过程之中。这种观念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一定不会陌生，因为据我所知，在中文中，他们用一个词来表述危险和机会（危机）。（本文是Ludger Kühnhardt教授授权本中心翻译出版。翻译：钱运春、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