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

一、王国维 墓

梁思成建筑作品有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王国维纪念碑是为纪念中国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而建的一座纪念碑。梁启超墓其实是梁启超家族墓园，整体的设计古朴大方，就像是走进了一座庭院之中。

这栋大厦有26层楼高，上面有855平方米太阳能板可以搜集能源，另外还有自然的通风设计，大厦四周几乎都被有机植物所包围，作为隔热墙之用。它可经由斜坡连接上面的楼层与下面的街道，这栋大厦也考虑到了未来的扩充性，有很多墙壁与楼梯都是可以移动与拆除的。

大楼还能收集收集雨水，可以充分的满足植物灌溉的需要。并拥有生物沼气生产设备。建材将大量采用再生与可回收利用材料，可回复当地的生态系统，增进绿化。

该建筑历时11年于1984年完工，是生物气候设计理念贯彻到建筑的试验品，主要考虑如何减弱白天强烈的太阳辐射对室内物理环境的影响。最有趣的部分是覆盖着百叶窗双层伞式屋顶及其产生的光影，内部开敞通畅。

二、王国维墓碑文陈寅恪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人。主要作品《人间词话》、《观堂集林》。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生誉的著名学者。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他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三、王国维的碑文

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事件

梁启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曾公车上书，掀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可以说，是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以《新青年》为旗帜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所以说他是“新思想”的启蒙者。

李大钊

李大钊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是五四精神的重要表现。他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胡适

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一生坚持使用白话文，写白话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启蒙了一代学人。是五四运动中，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他在追寻新思想的同时也没有抛弃旧道德，被蒋介石评价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鲁迅

鲁迅以批判“国民性”闻名，也被誉为“民族魂”。为了拯救民族的精神，他弃医从文，用笔写下他的控诉与批判，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是一个有思想，有民族大义的伟大文学家。

陈独秀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一代先声，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

陈独秀有很多真知灼见，却也不乏极端言论。书生意气，却又投身政治，一生命运起伏，晚年的陈独秀对自己早年的言行做了反思。

蔡元培

蔡元培，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为北大定下的教育方针，也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他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大意义。

陈寅恪

陈寅恪学贯中西，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物。

陈寅恪早年在海外求学，不问名位文凭，学识渊博，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整体现了“五四精神”，可以作为我们读书、求知最好的座右铭，也是教育培养人才应当遵循的原则。

什么是五四运动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种不屈不挠、忧国忧民、敢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现。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四、王国维墓碑文思想之

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但是近代以来，王国维等根据金文考释得出的结论谥法应当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这一说法现在得到广泛认同。

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

中国古代，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现在也众说纷纭，我们还是不要去管他。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谥号是周开始的，除了天子，诸侯、大臣也有谥号，但我这里是专讲皇帝天子的。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于是废了谥号，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汉代开始又实行了。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三国的文艺里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就把他叫做献帝，那是胡说八道，难道献帝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他会把皇位献出来？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啊宗啊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祖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很被后世嘲笑。

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临，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们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铧被叫做圣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年号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汉朝初期就没有，后来才开始出现，而且皇帝一般都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贞观，玄宗也不大换，而武则天就特别喜欢改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她还用过四个字的。

本来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但是都有谥号，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从唐开始就谁都有庙号了，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明清两代的皇帝一般一个年号用一辈子，所以人们习惯称他的年号，这里面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因为他被瓦剌俘虏去，代宗即位，他被放回来后成了太上皇，在代宗病重时他发动政变重新做了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另外同治原来的年号叫琪祥，是肃顺他们拟的，不久慈禧发动政变，杀了肃顺，年号改作同治，原来的年号没叫开，人们都习惯地称同治帝。

有时候，不做皇帝的，死后给尊为皇帝，如曹操、司马懿父子，还有一个是多尔衮，他手握大权，死后被福临尊为成宗义皇帝，但那是权宜之计，不大一个月，福临囚禁了多尔衮的兄弟阿济格等人，然后宣布多尔衮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成宗义皇帝的称呼自然也没了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前者称为上谥、美谥；中者称为下谥，恶谥；后者称为中谥。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

隋炀帝的“炀”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加的。

始皇倨傲废谥法

秦代皇帝嬴政看到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将“皇”、“帝”连起来开始称“皇帝”。“皇帝”比上谥更加溢美，所以历朝最高统治者欣然接受。西汉又恢复了谥号。

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发展到后来用好多个字，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其实质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的增加是溢美程度的发展。唐代对殁世皇帝简称谥号。明朝皇帝谥号十七字。清朝皇帝谥号为廿一字。字数这么多，当然就无法当名字叫了，只是在特定场合用。

五、王国维墓志铭碑文

王国维，中国近代的国学宗师，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王国维把西方美学及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相融合，创造了全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及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他的作品《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向朋友借了五元钱，乘坐人力车来到了颐和园，于昆明湖中投湖自尽，一代国学宗师，就此陨落。对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学术界有颇多争议，基本总结下来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被罗振玉逼债致死，罗振玉也是一位近代的国学大师，是中国现代农学和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也是王国维的老师、朋友和亲家。逼债致死的说法记载在溥仪所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王国维曾欠下罗振玉巨债，后来被罗振玉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再三逼迫，最后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国学大师走投无路，只得一死了之。不过这种说法溥仪也是被特赦后听人所说，不足为信。王国维与罗振玉亦师亦友，相交一生，就算有些许罅隙也不至于如此无情。王国维死后他的丧事都是罗振玉一手操办，也证明了这一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二种说法是文化总崩溃，是说当时已经出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总崩溃迹象使得这位国学大师无法接受，绝望之中选择自杀。第三种说法是多钟因素说，是说王国维博采众长，身上集合了儒家、道家、佛家、尼采等诸多消极悲观的东西，这些文化汇集在他的脑子里，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度的痛苦，无法自拔。以上两种说法有些过于虚妄，无论是中华民族文化崩溃还是多钟悲观文化汇聚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王国维突然的选择自杀，必然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感到活着已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比较有说服力的是第四种说法：殉清说。王国维是满清王朝的坚决拥护者，对大清朝忠心不二。在清朝末年他便出任过学部总务司行走，辛亥革命后他与罗振玉流亡日本，过着亡命遗臣的生活。到了1923年，清废帝溥仪诏他为南书房行走，对此王国维感激涕零，常伴清废帝左右，尽心竭力的为小朝廷办事。当时清华大学筹办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担任院长，王国维推辞不就，后经溥仪劝说才前往担任教授。

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在溥仪避居日本驻华使馆之后，他就向溥仪上了一封“敬陈管见”的奏折，表达了对民国的极端仇视。逼宫事件之后，王国维还曾与罗振玉等满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后因家人严密看护而没有成功。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他上衣的口袋中发现了他的遗书，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其中所谓只欠一死，便指的是在逼宫事件发生当时，他就应该投水殉清，却被家人阻止，因此“欠”了一死。后面义无再辱的“辱”，明显也是指的清帝被冯玉祥逼宫一事。

王国维自杀当天曾经向清废帝溥仪上了一封遗折，表达了他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愤懑之情，满心痛苦之下，只有自杀以殉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说那封遗折字迹工整，但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而后来文史研究者将这封遗折与王国维以往的奏折相比对，确认字迹是相同的，可见遗折确实是王国维亲手所写，那么自杀以殉清的说法，也就更加可能是王国维自杀的真正原因。

后世也认为，当时国民北伐军攻打至河南，全国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王国维感到满清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自杀。

六、王国维的墓志铭

海宁王先生从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与人都思念不能自已。他的弟子受先生的陶冶煦育的一年，尤其想用永远的思念。都说，应该铭记的碑石，以昭示于无结果。因而刻石的词叫寅恪，多次推辞不掉，谨举先生的事业，以遍告天下后世。

其词说：士的读书做学问，这将以摆脱思想于世俗谛的桎梏，真理因此得以提高。思念而不自由，宁可死了。这是古今所共同的努力为仁圣，难道平庸的希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的意志，这是讨论在一个人的恩怨，一个姓的兴亡。噢！在这石头在讲堂，是悲哀而不忘。

表哲人的奇节，诉真情实感的茫茫。未来不可预知的了，先生的著作，或许可以不显著；先生的学说，或许，可商，这些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经过千万年，与天地而同时间，共三光而永光。